孟钟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兼任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史、20世纪世界史、国际历史教育比较研究。主要学术成果为《20世纪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演变研究》等，其学术成果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优秀教材奖等。

　　当代世界正进入急剧变化的时期。对于历史学而言，这意味着它赖以观察与分析过往世界的尺度和方法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如：（1）由量子力学带来的“测不准性”向建立在牛顿式经典科学认知论基础上的历史科学揭示了微观世界的丰富多样性；（2）由国际政治变局带来的去西方中心主义，使得以全球史或大历史为指向的历史书写实践更加受到欢迎。

　　也正因如此，有关过去的历史阐释显得更具争议性。这些争议首先发生在一国之内，代际、性别、阶层、族裔等因素都能够成为轻易点燃“历史之战”的导火索，进而在国与国之间也不断出现了有关过去的争吵，经济利益、政治阵营、文化派系等考量在不自觉中化为了某种历史武器。简言之，有关历史的个别化、碎裂化、情绪化的运用，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甚至还得到了所谓“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一类哲理化说法的支撑！

　　毫无疑问，这些关于过去的竞争性阐释将导致公共历史共识的“难产”，甚于阻碍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心灵贴近的步伐，最终危及一国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稳定性。

　　为此，作为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过去之学，历史学需要思考在世界大变局下对历史阐释加以公共性塑造的有效路径。在这一方面，德国史学家莱因哈德·科泽勒克有关德语空间发生现代转型的“鞍型期”的诸多回溯性观察，可为我们提供史学于当下能够主动作为的三种方法。

　　科泽勒克的研究特别指向了1750—1850年间德语空间的概念转化现象。他认为，概念是社会演进与结构变迁的指示器。在这段所谓“鞍型期”里，德语空间涌现了大量新词，出现了老词新意的现象。而这一切都证明“一种新的事实，与自然和历史、世界以及时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简言之，这是‘新时代’的开端”。在科泽勒克的解释系统里，“鞍型期”正是人类社会（精确而言是欧洲世界）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局：经济上的工业革命、政治上的民主革命既带来了一连串的新概念，也在不同程度上改造或重新诠释了旧概念——概念世界的变动又推动着实践领域的持续性变化，直到1850年左右，工业社会作为人类生存的“新时代”得以稳定下来。

　　如前所述，当代所处的历史时期作为大变局下的特殊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拥有着“鞍型期”的色彩。人们同样注意到一连串概念的变化踪迹：有些概念从无到有，如“后真相”；有些概念出现了老词新意，如“民粹主义”。而这些概念正是与当代公共历史文化的众多现象息息相关的。

　　鉴于此，科泽勒克在分析“鞍型期”特点时所提到的三个维度，也许能够为我们思考大变局下历史阐释的公共性塑造路径提供切入点。当然，与科泽勒克不同的是，我们分析的对象不再是已经完结的历史时期，而是正在进行中的现实。从这一点而言，接下来的三个分析维度既具有“历史性”，也带着强烈的“现实性”，因而拥有更为鲜明的行动指向。

　　第一，重塑“集体单数历史”。在“鞍型期”中，德语世界出现了一连串“集体单数名词”（Kollektivsingulare），例如“发展”（Entwicklung）、“进步”（Fortschritt）、“历史”（Geschichte）等。这些概念此前都是复数形态，但在启蒙运动后逐渐变成了自我指涉的“历史引导概念”，即把经验内容、想象空间与期待视域都融于一体，具有了高度概括性、哲学化及实践性的特征。然而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来自欧美中心主义的历史阐释和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复数历史”再现都造成了公共历史阐释的碎裂化结果。为此，笔者建议重塑“集体单数历史”，具体而言：（1）需要重新确立一个集主客体于一身的行为体或观察点，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对“人类命运”的当代理解及其历史演变加以全面认识，并不断地调整“共同体”的覆盖面，以吸纳一切有利于推进共识的思想和创见；（2）需要重新界定书写内容，特别是以全球问题的发生史为导向，以全球体系的形成进程为核心，同时辅之以全球历史书写的尝试回顾与批判反省；（3）需要重新发现视域融合的阐释方法，尤其是不会止于“移情”，而应形成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续存为依归的价值评判标准。

　　第二，再构“多层历史时间结构”。在“鞍型期”的概念使用中，历时性的时间意识会出现叠加的可能，从而为未来指出了更多可能。然而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里，历史时间变得单调而拥有唯一终点。在所谓“后真相”的冲击下，历史时间又出现了“熵增”，即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的无序化加强、去结构化的趋势尤为明显。为此，笔者建议再构“多层历史时间结构”，具体而言：（1）在历时性的历史文化变迁中发现具有恒定性的共识；（2）在共时性的历史文化表现中维持动态化的结构平衡。

　　第三，主动创制影响社会变迁的“新概念”。科泽勒克笔下的“历史基本概念”仅仅针对精英，缺少文化互动的理解，也没有说明这些历史概念的现实用途。为此，笔者建议不仅要分析历史中的概念及其变迁，更应主动投身于发现、总结乃至创造实践中的新概念。在这一方面，我们至少需要做四项工作：（1）实现理解性与批判性的统一；（2）做好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协调；（3）沟通中心区与边缘区的文化认知；（4）构建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