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副院长，史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史、思想史、史学理论、公共史学。主要学术成果为《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等，其学术成果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青年奖、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等。

　　中国学术的现代化是几十年来中国学术史和史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以往研究对“古史辨”“化经为史”的分析和肯定较多，但是这种认识无法很好地解释一个问题：在清代学术中占据内核地位的音韵学，是如何完成现代转化的？中国传统音韵学的现代转化，答案蕴藏在1923年发生的“古音学上的大辩论”里。

　　汉学家钢和泰在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号上提出中国学者应广泛搜求方言、域外资料，借鉴西方学者古音构拟等方法开展音韵学研究。随后，汪荣宝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采用钢和泰所言的研究思路，对中国传统音韵学中歌戈鱼虞的读音提出质疑，得出“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ɑ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韵之韵字亦皆读ɑ音，不读u或ü音”的结论。钱玄同、林语堂、章太炎、李思纯、徐震等人都先后发表文章，围绕汪荣宝提出的方法和观点进行讨论。

　　汪荣宝之文的写作与发表，有不少值得分析之处。该文不仅与胡适等《国学季刊》编辑者的学术观念相当贴合，与“科学地整理国故”精神一致，而且是中国学者第一篇以科学精神为指导的音韵学实证性研究。汪荣宝以现代科学精神和方法进行的研究，直接挑战了“古权威”（顾炎武等大儒）和“今权威”（章太炎）。从时代背景来看，汪荣宝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并引起广泛关注，与学术研究范式变革大潮紧密相关。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中国文史之学研究“科学范式”确立的大浪潮中，汪荣宝这位有一定影响又超然于学术界的学者，以一篇体现科学精神导向的论文，精准击中了音韵学研究传统与科学两种范式的关键问题。

　　检视辩论文章，“科学准绳”不仅是林语堂等现代学术研究者开展研究的基础，而且是章太炎等传统学术研究者试图遵守的规则。论辩文章反映出，当时音韵学的科学标准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证据引用是不是缜密规范；（二）发音拟测是不是准确详尽；（三）“语言学公例与自然科学公例”。“科学准绳”不仅运用于审查汪荣宝等人的论文，也用于审查章太炎等人的反驳和质疑。虽然章太炎等传统学者并未完全接受现代观念和方法，但是经过这场辩论，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已经成为学界主流，中国现代语言学得以成立并迅速发展。

　　对中国学术发展而言，1923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在史学领域，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这一革命性的史学认识论，引发了一场“古史辨”的大讨论。这场辩论将现代史学观念意识传播到全国学术界，基本解决了传统经学和史学现代化的理论难题，确立了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法则和范式。在传统小学领域，汪荣宝对“歌戈鱼虞模”古音的研究，引起了一场“古音学上的大辩论”，初步探索了科学方法在音韵学领域的运用，打破了古今“权威”，将中国音韵学引领到现代语言学阶段。这一年，还发生了著名的“科玄论战”，在知识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激烈交锋，初步确立了现代学术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史之学的现代化，在1923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