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典

　　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社会学研究》副主编，《中国社会学学刊》（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执行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主要代表作有《公司的再造：金融市场与中国企业的现代转型》《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等。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有两个重要问题亟待厘清。一是现代化与西方化是什么关系，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只有西方化一条路可走？二是现代化是一劳永逸的状态还是分阶段不断演化的过程？西方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是否意味着会一直领先，而非西方的后发国家是否也会一直落后于西方？基于现代化理论和过去200多年主要国家的现代化实践，采用全球社会学视角，在提出现代化类型学和阶段论的基础上，可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首先，可构建一个现代化类型学，提出两条现代化道路与五种现代化类型。一方面，依据现代化发展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横向考察当今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两条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依据现代化主导力量和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同，进一步将资本主义现代化分为市场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引领型现代化及协同型现代化三种类型，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为中国式现代化和苏联式现代化两种类型。二战后，大多数新独立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但多数国家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然而，时至今日，进入现代化行列的非西方国家寥寥无几，其他100多个国家非但没有按西方的“现代化药方”实现现代化，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严重的政治社会动荡。而苏联、中国等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却走出了体现各自国情的快速现代化道路。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更适合后发国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助于弥合资本二重性的张力，既充分发挥了资本的文明性，也能有效抑制其野蛮性。二是现代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维持秩序、构建市场并实施赶超战略。在各种国家类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能力最强，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办大事，最容易实现现代化的赶超和快速发展。由此可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由于某些偶然因素而首先在西方国家发生的过程，现代化有多种类型，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中国式现代化都是完全可行的。

　　其次，从大历史观出发，可根据每一时期科学发展水平、核心主导技术、产业组织方式、城镇化模式等方面的差异纵向划分现代化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现代化以工业化、城市化等为标志，由工业化发源地英国引领；第二阶段现代化以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为标志，由信息化的主要推手美国引领；第三阶段现代化以智能化为核心，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为支撑，目前处于中美双巨头激烈竞争阶段。可以说，哪个国家占据了智能化制高点，哪个国家就能引领第三阶段现代化。通过现代化阶段论可以看出，现代化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英、美等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意味着它们将永远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在现代化的第三阶段甚至第四阶段起到全球引领作用。

　　现代化类型学、阶段论的提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经验参照，也提供了经验和理论合法性基础。在此基础上，可继续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源、鲜明特色和八大特征。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是真正适合中国实际、能够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共同富裕，并呈现八大特征：（1）人口规模巨大且快速的现代化；（2）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并行；（3）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内的全方位现代化；（4）轻重结合、内外兼顾的全面工业化模式；（5）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城镇化模式；（6）“大混合”与“小混合”：多元市场主体与混合所有制；（7）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作用；（8）和平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尽管西方现代文明有力推动了人类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但由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特性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当前西方现代文明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困境，主要表现在：极端民粹主义与政治碎片化，经济金融化与资本无序扩张，个体化、多元化与文化认同危机，以及种族歧视、贫富分化与社会撕裂。

　　最后，在讨论中国现代化未来的重要议题与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可尝试对西方现代文明困境进行回应，在世界文明的百年大变局中，为超越西方现代文明一元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克服西方式政治碎片化和形式民主；二是有效应对金融化，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三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义利并举，超越西方过度个体化困境；四是推进共同富裕，防止西方式贫富分化与阶层对立；五是加快产业升级，大力推动智能化，引领第三波现代化；六是坚持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开创独特中国生态文明道路；七是坚持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零和博弈和霸权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