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与中国研究。主要代表作有《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及《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研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随着现代化的进步发生了巨大嬗变。与此相应，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中国的教育、学术与文化事业同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中，1953年后中断发展的社会学按照邓小平“需要赶快补课”的建议得以恢复，在此后40多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迅速发展，并成为改革开放话语叙事的重要部分。

　　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的同步，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社会学家的个人生命历程回顾中国社会当代进步的绝佳视角。借助2019年完成的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料，可从他们个人生命史及借以铺展的4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追溯他们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如果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那么每一代人的历史就是由他们与自己身处其间的社会交织互动创造的。用美国社会学家埃尔德的话说，“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生活转变或生命事件对某个个体发展的影响，还取决于它们具体在什么时间发生于这个人的生活中。因此，生命历程研究一直凸显出两个重要的分析性概念：（1）转折，改革开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转折，也成为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中国人生命历程的新转折；（2）轨迹，改革开放前后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个人生涯产生了持续影响，在我们的研究中，“下乡”“高考”和出国“留学”等与之伴随的事件，对新一代社会学家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影响甚至重新定向。

　　除了少数来自海外帮助中国重建社会学的学者外，大多数被访的社会学家在1977年后上大学前都有过“下乡”、做工或当兵的体验，因此在从事社会学研究之前，他们就以非学科化的方式完成了从事田野研究的“启蒙”。这样一种“底层体验”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蓬勃发展时期的一代学人十分相似，后者也因为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40年代的二战而获得了跨越种族、地区和阶层身份的“他者化”（othering）能力。除了对城乡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了解及由此生成的共情，这一代社会学家也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学的专业训练使他们能够抽身其间，形成“反观自照”的能力，并因此形成将个人生活的困窘与感悟同时代和社会相联系，超越个体感受形成公共议题的社会学想象力。

　　凭借由此获得的社会学想象力，社会学家们以自己独特的职业身份投身改革开放大业。一方面，40多年来，他们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遭遇的所有问题和挑战及做出的创造和回应，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推动中国社会学进步。另一方面，社会学家的想象力、研究实践和理论发现，也必然成为改革开放话语叙事的一部分。这样一种互生互成的建构逻辑，自然使得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时代、本土和全球特点：（1）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的主流叙事，以独特的视角体现了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2）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所讨论的林林总总的问题，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农民进城、人口流动、阶层分化、社会治理和心态秩序……无一不是中国人民在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实践中遇到的集体议题；（3）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上述中国议题的讨论又无一脱离全球化的语境，同样无一不受到包括西方社会学在内的全球关注，由此成为全球经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进一步，有鉴于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所带有的时代、本土和全球特点，它就不能不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大量汲取包括西方社会学在内的全球性学术资源建设“现代”社会学，另一方面接续20世纪30年代起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传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面向中国现实的社会学。前一个方面从中国社会学重建伊始就没有停止，通过“请进来”（寻求“外援”）和“走出去”（留学与访问），在汲取西方社会学现代知识的同时逐步形成与全球尤其是西方社会学的对话能力；后一个方面则依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践，反省和检视来自西方的社会学思想，在对话的同时，提倡形成以文化自觉为导向的学科主体或本位意识，以实现自30年代起中国社会学家就力求实现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使命。

　　吴文藻和孙本文1930年提出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已近百年，今天我们面临的依旧是一种双重过程：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能不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提出要求，它需要研究者“对中国身份认同的肯定”；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发展又“必须与全球环境相联系”，这是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互构性的本质决定的。其实，这一双重过程不仅体现在外部世界与中国本土的双重交往中，也体现在中国社会学的代际继替中：一方面，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重建后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人可以通过包括集体叙事在内的方式，向后辈社会学人传递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理解；另一方面，更年轻一代的社会学人也可以通过学科内外的交流，向前辈学者叙述变化了的世界。在这生生不息的传递中，社会学家一定会书写出以改革开放这一现代性叙事为基调的中国社会学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