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西班牙语文学；

　　代表作：《拉美当代小说流派》《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等。

　　文学不是科技，超越和开新是相对的，汇通和叠加才是常理。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亦然。换言之，文学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汇通和叠加的结果。

　　我举两个例子。由近而远，第一个例子是钱锺书与平行比较。

　　钱锺书博览群书，毕生探寻人类“文心”、摸索文学的基本规律，而立之年创作《谈艺录》，年过六旬写作《管锥编》，提出了大量“散为万株”“聚则一贯”的文艺见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在中外文学阐释、鉴赏、比较等方面独树一帜，为深入研究中外文学提供了有益的尝试。也许，我们可以加注或演绎的是人心很古，中外皆然；世风反复，化民成俗殊是不易。即或是在文学圈里，钱先生的学问也还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阐扬。

　　首先是他在比较文学方面的贡献，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典籍采取中西通览和平行研究，如《管锥编》。其次是以非体系性研究实践对位或反衬现代西方理论，追寻文学的内在统一，其鲜明的例证是他对社会历史语境的重视，如《七缀集·中国诗与中国画》。再次是视文学为心理表征，并在心理层面上融通文、史、哲和中外文化。继而是拥抱辩证性思维，反对形式主义和极端化倾向，并用语言、神韵之和替代传统的形式、内容之分，如《七缀集·读〈拉奥孔〉》。进而在承认天分的同时，强调勤勉和积累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他重视继承与创新、借鉴与守正、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关系的辩证统一，以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包容精神观照中外文学，表现出清醒与深邃的洞察力。他既不排斥任何理论，也不盲从任何学说，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谱系或坐标中的恰当位置，从而促进中外交流互鉴。由是，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贴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西方由于无知而产生的中心主义偏见，为构筑同心圆式“人类文学之弧”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向度。

　　第二个例子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先说相对广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与源远流长的客观论和主观论对位并举。它们在不同时代社会和历史个案中既平行不悖，也此消彼长，犹如基因图谱的双螺旋曲线，相互缠绕，若即若离，有分有合。

　　作为术语，浪漫主义早于现实主义，尽管二者的历史渊源皆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通常，西方文史学家将柏拉图奉为浪漫主义的鼻祖。柏拉图的理念，上承品达、苏格拉底等，甚至作为问题的荷马，下达浪漫主义，甚至更为晚近的一些现代主义风潮。当然，一如范围宽广、流派庞杂的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它不仅因地制宜，而且因人而异，其对后世的影响同样如此，既可指向无病呻吟和感伤主义，也可指向主题先行和激进主义。

　　关于现实主义，通常可以追索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迅速发展壮大，并形成“一览众山小”的世界影响却是在19世纪中叶。巴尔扎克、狄更斯的作品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完成资本的地区和国家垄断之后的写照。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巴尔扎克和狄更斯时都曾高度赞扬现实主义作家。马克思认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稍后，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为世界带来了俄国的历史画卷。列宁干脆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此外，借用歌德关于上升期与衰落期的说法，我们何尝不能视浪漫主义为资产阶级登顶历史舞台过程中的精神呈现，而现实主义又何尝不是资产阶级登顶历史舞台之后的一面或N面镜子？但是，无论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在不断地发生“窑变”。浪漫主义在其兴盛时期就出现了积极与消极之分，至于现实主义则几可包罗万象。譬如威廉斯曾直言：“20世纪的主要发展情况是令人惊奇的。在西方，跟已被接受的用法一起，明显而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把‘现实主义’理解为‘忠实于心理上的真实’的用法；所持的论点，是我们能够通过许多不同的艺术手法来体验经验的现实，它实质上的现实性不必受普通的、当代的和日常的题材的限制。”加洛蒂则直接用“无边”扩而言之。

　　除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本身几近“无边”的内涵外延，在两者较量或交织过程中还存在着巨大的中间环节。这足以证明有关主义的相对性。但反过来看，这种相对性又不能否定各种主义、思潮、方法的基本倾向。因此，无论夸大其相对性还是倾向性，都易陷入形而上学的偏颇。

　　如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么迄今为止也许所有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两个基本范畴，而文学研究也终究没有脱离比较这个基本方法。既如此，我的问题是：一、文学研究是否主要应该研究文学，而不是纷纷攘攘的文学理论？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是否也不能像儒释道的信徒们替夫子、佛陀、老君抢位抢得使其脱光破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