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新政治经济学,出版《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民主的逻辑》等专著。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与西方世界兴起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其他传统社会与落后地区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完成向一种更先进的社会模式的现代转型,就成了一个重要议题。然而,要实现较为充分的现代转型绝非易事。尤其对于传统大国而言,由于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地缘因素、国际竞争等原因,在现代转型的路径与模式上往往呈现出相当的特殊性,甚至呈现出较大的曲折性。比如,俄罗斯、埃及、印度这些传统大国,都是某种重要文明或帝国的主要继承者,也都是至今尚未完成充分现代化的国家。
大国转型难题的特殊性在于,在内政上,传统大国作为某种古老文明的主体性传承者,往往面临着更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更复杂的约束条件;在外交上,传统大国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大国,由于历史的或现实的原因,更可能同西方世界产生紧张或敌对关系。而这两种因素及其交织使得传统大国更难完成现代化或现代转型。具体而言,可以表述为五个命题。
命题一:传统大国只要没有遭遇重大危机或重大挫败,就倾向于维持现状;传统大国启动面向现代化的变革或转型,往往是重大危机或重大挫败触发的,特别是内外战争的失败。
命题二:面对西方兴起引发的内外冲击与危机,传统大国往往面临着国家重建的政治任务,这又构成了传统大国现代转型的约束条件。
命题三:一旦传统大国经过面向现代化的变革,摆脱了重大危机,特别是进入了发展通道,就容易启动重新寻找与发掘传统的过程,而这可能又会妨碍它们继续完成现代转型。
命题四:面对西方在全球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扩张,传统大国往往会遭遇被殖民或战争失败,容易处在被压迫的地位上,进而产生跟西方世界的强烈对抗情绪,包括自身的挫败感与对西方的负面看法。就此而言,西方世界常常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敌人。
命题五:传统大国经过面向现代化的变革或现代转型之后,如果实现实力的较大提升,则西方主要国家更容易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将其视为权力上的竞争对手。西方主要国家与传统大国之间的这种权力竞争又会塑造后者在内政外交上的基本倾向。
正是这五个命题所呈现的逻辑,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个视角解释了传统大国为什么更容易遭遇现代转型难题。这一结论可以在对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埃及、印度等国的案例研究中得到经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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