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政治、中美关系、外交政策等研究。出版《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中国模式》《中国的文明复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等著作。

　　特别感谢“学术中国·2022”主办方的邀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今天，我就我们国家——中国，如何构建、建设知识强国，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现在一直讨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仅是物质和制度意义上的强国，更是知识体系上的强国、思想上的强国。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还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缺少原创性的知识和思想。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多是从西方学来的，或者说是从西方进口而来的，久而久之，社会科学这个理论体系太过于受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对历史的理解，基本上还处于“欧洲化”状态。比如西方所说的封建社会，尤其是罗马帝国解体以后的宗教黑暗时代，即封建社会；但我们从秦始皇统一国家以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也是这样。为什么以前很多年争论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为什么是明清？主要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早期相当于中国明清时代的萌芽。如果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可能唐宋比明清更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第二，对现实的理解，尤其是对改革开放的理解过于“美国化”。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留学美国，从美国学了很多“量化”的、微观领域的社会科学，并用这些方法研究中国。中国政治要发展，经济要发展，不见得会变成美国式的市场自由化，或者美国式的民主化。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市场化，有我们自己的民主化。

　　第三，学者对自己的定义。从西方意义上，教授（professor）首先意味着profession，一种职业，意思就是职业的知识创造者。而我们的教授基本上还是传授知识，原创性的东西少而又少。所以我们的职业精神，那种知识创造的精神还没树立起来。这种情况不仅对学术研究是有害的，甚至对政治也是有害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体系不是基于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实践经验，而是用西方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往往会导致错误的方向。比如土耳其，还有一些中东国家失败的例子。

　　那么怎么办？

　　首先，应当允许学者、知识分子独立地去创造和追求原创性知识。我们一直说“依法治国”，我想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依法治学”。知识是要承担责任的，越是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话语权越大，但是说话需要负责任，有边界。这些责任、边界一定要用法律的方式来规范，要用法律来规范学术活动。

　　其次，需要思考方法论的问题。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家已经有很多在方法论上的尝试，他们用这些方法论来观察社会实践，解释历史，并提升为概念和理论。我不主张单纯学西方的概念、理论，而是要学习一些比较客观的方法，用这些方法来重新观察我们的实践经验和现实，看看我们的历史，进而构建基于实践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理论。

　　再次，要改革教学科研体制。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行政管理，但不可以让行政体制主导学术活动。还有一点，我们的科研经费应当向年轻人倾斜，鼓励创新。另外，我们现在的评审制度过于西方化，甚至比西方还西方。不能让评审制度限制学术创造活动、思想创造活动。

　　最后，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作为学者要建设自我认同。作为一个专业的知识创造者，学者应当要独立，去资本化、去流量化。没有这样的自我认同，再好的条件也很难创造出原创性知识、原创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