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Roger T. Ames）

　　美国哲学家、汉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中西比较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作：《通过孔子而思》《“生生”的中国哲学》《经典儒学核心概念》等。

　　我想提出一个观点：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同时也生活在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指的是我们人类是非常伟大的，发明了各类科学技术。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消除饥饿，即使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能利用科学技术来达成这个目标。然而，我们并没能解决消除饥饿这个问题。这显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个道德问题，是个伦理问题。我们可以解决问题，但要克服目前的困境，我们需要基于政治意愿和道德观的解决方案。所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当前，人类正面临多重危机。我们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全球变暖也正在破坏地球，生态环境恶化，食物和水资源短缺，核扩散威胁，以及代理人战争……所有这些当下的问题，共同构成了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界限——它们是系统性的。我们不可能在抛开其他问题的同时单独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人类休戚与共。最重要的是，我们实际上拥有一些文化资源，能够有效应对人类当前的境况。虽然我们拥有文化资源，但我们需要改变人类的意图、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美国哲学家卡斯（James P. Carse）给出了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划分——他将“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区分开来。“无限游戏”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东西，但当今世界却是根据“有限游戏”来定义的。“有限游戏”指的是人类从事的所有活动，如商业、体育、外交、国防等。我们所做的所有这些都属于“有限游戏”，而“有限游戏”的本质就是有始有终。“有限游戏”是基于一组有限的规则来进行的，有赢家和输家。参与“有限游戏”的目的是为了赢。所以当涉及商业、体育、外交时，我们如今的模式是非赢即输，零和游戏。如果你赢了，我就输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模式。但“无限游戏”就完全不同了。“无限游戏”需要我们一起面对这个日趋复杂、日益艰险的世界，携手合作，共同努力，这样才能实现共赢。

　　所以在当今世界，我们必须从“有限游戏”走向“无限游戏”，从非赢即输的模式转变为共赢或共输的模式。“有限游戏”可以与个人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那些个体行动者为赢取胜利而行动。“无限游戏”则基于共生性，一种生态性的思维模式。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无论我们谈论的是人民、公司还是国家，那种个人主义都是不现实的。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独自去做任何事情。我们的个人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都是相互关联的。现代国家制度基于个人自治的理念，是由能够自由选择的理性个体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在这种现代国家的模式中，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竞争，这导致我们陷入了国际无政府状态。面对全球变暖、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食物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携手共进就会面临共同失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凭借智慧走向“无限游戏”，那么随着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也将不得不学会合作——这种必要性将会出现。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除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确立的平等独立主权国家，是否还存在什么替代方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沃尔泽（Michael Walser）探讨了道德的“厚”“薄”问题。“厚”的道德已经使我们支离破碎。无论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儒家思想、印度教还是非洲的乌班图思想，“厚”的道德使我们的观点产生差异和分歧，同时也把我们的文明变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文明。但沃尔泽对此发出挑战，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些“厚”的道德是非常重要的，使我们成其所是，是我们文化的标志，但是否存在一种“薄”的道德，能让我们团结到一起？这种“薄”的道德，并不是肤浅的道德或次要的道德，其实它才是最强烈的道德，甚至近乎道德的本质。

　　现在，我想说说中国的儒家传统。这一传统已经传承了数千年，而且仍在继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家赵汀阳，提出了关于“天下体系”的理念。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的缘起？中国的早期犹如一个旋涡，它将各不相同的民族融入一个共同的身份。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分。中国将其产生的文明描述为“和而不同”，注重和谐，但不是千篇一律。中国的多样性体现在不同的语言、治理模式、庆典仪式、生活体验等。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鲜活的多样性催生了独特的中国文化。所以，如果我们寻求的是一种极简主义的道德观，寻求的是一种能让世界团结一心的道德观，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中国找到灵感？

　　“孝”是能够表征极简主义道德的中国概念，它代表了一种对家的尊敬、一种亲情、一种对家的依赖——一代又一代维持着这个多样化人口结构的完整性。对家的责任，使每一代人都有能力，也有责任继承文化传统，彰显文化风貌。身体是一代人向下一代过渡的最明显的符号，而语言、文化、音乐、技术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因此，“活的传统”才能被不断继承，被不断研究和理解，在不断阐释中被拓展并被用于解决紧要的时代问题。当一代人逐渐老去时，这个“活的传统”就会传给下一代。因此，家被视为“活的传统”代代相传的渠道，这是我们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到的重要一课。

　　中国的政治观基于一种家、国家、天下之间的同构关系。这三者之间的同构性，就在我们构建的人类经验之中。在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道德责任，也就是“孝”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对家的承诺。有时“孝”被翻译成“filial piety”，而“family reverence”可能是更好的翻译。沃尔泽对极简主义道德观需求的回应，是一种普遍版本的正义。但正义只是一个概念，我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共识。在共识（consensus）这个词中，“con”指的是集合，而“sensus”在拉丁语中的意思则是感觉。那么，我们能否基于家这个概念找到人类的共识？

　　我的意思并不是应该把这种“厚”的儒家道德观念带到意大利，带到乌干达，并说服意大利人和乌干达人，他们也应该遵循这种道德模式。我想说的是，意大利人非常看重家，乌干达人也非常重视家，所以也许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可以激励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扪心自问，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什么是最高的价值，什么是最重要的人类制度，什么东西可以把整个世界团结到一起。我的论点来自这种儒家传统，即关于家的制度。无论政府能做什么，都不能取代家在教育、社会福利、家庭责任和人类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家是人类经验的限度，因此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关于家的情感的共识，探寻把世界团结到一起的极简主义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