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1995—2006年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199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理论、福利社会学、时空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史。主要代表作有《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学溯源论》《中国社会学史》（合著）等。

　　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文明发展指向何方？这是最大的“世纪之问”。早在世纪之交，有些智者就探讨了这个问题，其中，哲学家冯契教授、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都预言21世纪将为此发生“世界性百家争鸣”。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圣哲们就创造了“天下大同”的理念，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最高追求。这在孔子称为“天下归仁”，在荀子称为“天下一家”“群居和一”，其实现过程就是逐步合群。蔡元培将其表述为：“由小群而大群也，至于无可减，则合天下为群矣。合其力以抵自然之压力，而无不胜，于是灾疠不作，民无夭折，则《孟子》所谓性善，而《春秋》所谓大一统、所谓太平，而《礼运》所谓大同者也。”李大钊也曾指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 “合天下为群” 即形成“天下群”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是人类文明的根本指向。

　　21世纪的人类文明指向：“天下群”

　　如果说历史上缺乏“天下群”的实现条件，那么进入21世纪，形成“天下群”的条件开始具备了。一是全球化，人类生活建立起全球规模的联系，资源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全球的整体性明显增强。二是信息化，信息技术能够开发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推动产业变革，促进形成国际分工新体系。三是智能化可以增强人类的感知能力、记忆和思维能力、学习能力、自适应能力和行为决策能力，空前提升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空间。这些都为“合天下为群”提供了资源条件、技术手段和能力基础。

　　然而，尽管人类已经开始具备形成“天下群”的基础和条件，这些基础和条件却并没有把人类文明带到“合天下为群”的方向。随着经济大发展出现的是大大小小攫取利益的敌对集团，力量最强者谋求优先权甚至独霸权；全球财富的增长却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巨大鸿沟；科技的大发展既增强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也形成了毁灭人类的能力。总之，当人们把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当作文明本身时，却不料它们是双刃剑，既可能是更高文明的基础，又可能是摧毁文明的手段。当为了维护一己私利，有可能不惜毁灭人类时，人类不能不醒悟，能否建成“天下群”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21世纪这已经是很现实、很紧迫的问题了，它最终会决定人类的存亡。

　　关键在于形成人类道义秩序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文明在实现条件和手段上的进步与“天下群”的形成之间，陷入了南辕北辙的困境呢？以往人类文明的形成机制，归根结底是靠私利。靠私利，不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必生争斗，斗则乱。争斗的手段花样翻新，必然诉诸军事。整个20世纪，人类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到21世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仍然悬在人类头上。

　　“天下群”的形成机制不是靠私利，而是靠道义。长期以来，人类追求利益的花招已经到了极致，没有出路了。当人类掌握了毁灭自身的手段之后，必须用道义统摄私利，才能避免自我毁灭的危险，否则，人类就将成为自我终结者。

　　可是，在现实条件下，私利与道义相伴而生。人类如何能够在无法超脱利益羁绊的条件下，探求遵行道义之路，形成超越动物的“人类道义秩序”？关键是在私利与道义之间寻求平衡，在平衡之中以道义统摄私利，而不是被私利所掌控。绝不能像打着“人权”旗号的制裁、打着“民主”旗号的霸权那样，道义被私利所绑架，反过来成了谋取私利的幌子和工具。

　　靠道义，是不是空想，有实现的可能性吗？其实，早在古代，中国先贤就孜孜以求地展开了以道义统摄私利的不懈探索。“义利之辨”是其中心议题之一。经过几千年的持续努力，总体上把中国传统社会塑造成了“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是靠道义维持的，正是依靠道义秩序，中华文明才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避免了断绝命运的文明。中国能够将古代文明传承下来，是汤因比称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主要理由。不仅如此，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中国古代文明还为解决21世纪建设人类道义新秩序预备了“药方”和方案。

　　形成能够统摄利益的“人类道义新秩序”是21世纪人类文明建设的头等任务。费孝通先生将其精辟地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1世纪，不管人类是否能够实现天下大同，这总是必然的方向，是必须勠力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