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艳玲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致力于立足中国场景探索“大国有效治理”并建构理论，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与地方治理、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奇迹”至少包括三个意涵：第一，实现了长期现代化的快速经济发展命题；第二，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命题；第三，在同时面临发展与转型挑战的处境下，维持了国家长期稳定的秩序命题。发展命题、转型命题与秩序命题之间并非完全相容，而是相互之间存在张力关系，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三个具有一定冲突性的治理目标上同时取得了一定成就。我们认为，这种多治理目标的“统筹兼顾”构成了中国治理的基本特征。

　　“统筹兼顾”之所以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源自中国治理体系的“双重回应机制”。“双重回应”源于近代以来中国持存的三对关系：制度动力层面，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一方面要快速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必须走适应自身特性的现代化道路。制度文化层面，传统家国构造一方面使得现代国家建构与运行变得困难，另一方面也留下国家事务被视为历史使命的文化驱动力。制度结构层面，制度本身与制度运行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使得国家可以通过中心工作的方式快速完成任务，另一方面也造成常规治理工作改善的缓慢。以上三对关系的紧张性，导致治理目标的选择必须始终时刻注意保持三对关系的平衡。由此诞生的双重回应的雏形与其说是经过严密的推理及精心的制度设计，毋宁说是文化与制度、历史与现实、国家与社会等各方面交互的产物。

　　“双重回应机制”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与完善。应该说，“双重回应机制”贯穿于中国治理体系的不同层次：在体制层面体现为既有制度性回应，又有使命性回应；在政府行为层面，制度性回应与使命性回应体现为政府职能的分配，表现为既能回应发展性诉求，又能回应服务性诉求；在微观组织层面，制度性回应一般体现为组织职能安排，使命性回应一般体现为中心工作布置，表现为既能完成恒定的职能规定的诉求，又能完成中心任务的诉求。

　　总体而言，双重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制度之间的边界壁垒，从而保持回应的灵活性，以便在同一时间分别进行或者同时进行制度性回应或者使命性回应，也便于从使命性回应到制度性回应的转化。由此，“双重回应机制”实现了发展、调适与纠错三种功能并呈现三个特征：（1）宏观体系的吸纳性与稳定性并存；（2）政府行为的变革性与延续性并存；（3）微观机制的方向、路径与行动之间的张力。就此而言，这种“双重回应机制”构成了中国治理方法论的一部分。但“双重回应机制”也可能存在内在局限性，这主要源自治理体系内部自下而上诉求与自上而下回应的张力关系。其一，过分注重回应效能可能导致策略主义倾向；其二，过分注重回应敏捷性可能导致过度技术化行为的发生；其三，过分注重手段灵活性可能导致行为不可控性。因此，这一机制仍然有进一步制度化和理顺关系的必要性，这包括：构建回应长期性、完善回应规范性、提升回应可控性。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广袤的土地与巨大的人口红利，这些特点使得其不论是曾经、现在还是未来都必然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平衡，从而避免任何可能的治理困境。“统筹兼顾”和“双重回应机制”，对于中国现代化之路而言或可发挥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