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庆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和比较政治研究。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且完整的话语理论、制度政策和社会实践体系，并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整体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话语理论层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基础、愿景目标与政治动力机制的系统性政治哲学论证，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全面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绿色政治共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国理政基本方略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可以说，这是在持续推进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绿色”）与社会主义政治（“红色”）的自觉结合。学习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方面，要努力做到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原则的更深刻、更内在结合，真正把生态优先、节约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落到实处，从而构成对现代化经济社会目标追求及各项活动的强有力规范约束，让可持续性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丽表征之一。另一方面，要主动推进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原则更深入、更自觉的融合，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应行为规范落到实处，从而构成对现代化经济社会目标追求及其各项活动的强有力规范约束，让社会与环境的公平正义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亮丽底色。

　　在制度政策层面，我国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或框架及其构设，不仅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所详细规划的“八大制度”及其建立健全努力——“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还包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生态文明议题领域中的四项基本或重要制度规定或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日益明晰的是，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意味着或指向一个同时包含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经济社会绿色发展体系和国家基本制度架构生态化等多个层面绿化或绿色转型。就此而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和生态文明制度的渐进形成将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坚持不懈、奋发有为。

　　在社会实践层面，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代表的各类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创建努力和“生态现代化”“绿色发展”抑或“绿色发展指数”“GEP核算”等多样化的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地方）推进模式或路径，不仅构成或关涉一场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意义上的重建式绿色变革，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生态文明观宣传教育基础上的生态文明新人形塑。毫无疑问，无论是公共政策制定落实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还是全新理念原则及其制度化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中国共产党及其全面领导下的政府在当前现实中发挥着一种不可或缺的“自上而下”引领推动作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基本制度的人民当家作主性质，加之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与深入，最广大人民群众将会日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自为”主角。

　　应该说，由上述三个层面所构成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全球“普遍性”是无需质疑的。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顺应了人类当代文明尤其是全球层面人与自然关系生态化调整或重构的客观与内在要求。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化扩展之后，人类文明与大自然之间各种形式的张力甚或冲突也已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全球化水平。而我国大力倡导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所体现的正是对于这种全球性责任的认知自觉与实际行动。换言之，“建设美丽中国”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其二，将会带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性开展与全面深入推进。无论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自身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刻解决，还是通过自身绿色发展转型所带来的国际或全球溢出效应，当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意味着全球生态环境建设的质的跃迁或推动。相应地，新时代中国也将会从国际生态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合作中最初的积极参与者逐渐提升成为重要的贡献者、引领者。

　　依此而论，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且成效显著的“绿色故事”，至少可以沿着如下三个层面或线索来展开。一是现代化中后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迅速提升、后来者居上的叙事，凸显我们在生态环境问题与挑战应对上的强大而虚心的学习模仿与超越能力。二是发展中大国致力于生态现代化、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性后现代化（性）”叙事，凸显我们作为后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规避风险（错误）与整体创新潜能。三是执政党自身建设及其统领下现代国家治理不断走向绿色化的叙事，凸显我们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与正确经济政治选择所带来的制度筛滤优势及其治理效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理解后疫情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变”一面。也就是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依据、理论认知和未来愿景以及全球开放性要求，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着眼于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我国必须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道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而这离开了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建设性互动是无法实现的。但也必须承认，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国际应对合作窘况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某些质的“改变”。至少，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低政治”议题领域的“免干扰”或“聚合”优势正在消退，而其中本来就隐含着的竞争性面向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凸显。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预判与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