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根友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是明清哲学、比较哲学。发表学术论著十多部，学术论文200余篇。《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120余万字）曾获多项学术奖。

　　我们为什么要从汉语哲学的角度透视文明多样性与交流互鉴问题？从汉语哲学的角度考察文明多样性与交流互鉴问题，究竟要解决哪些主要问题？汉语哲学有哪些优势能对此问题做出新的并且有价值的思想论述？

　　四百多年来，文明多样性与交流互鉴问题，主要是在欧美“文明等级论”的哲学思维框架下展开的，从汉语哲学视角透视此问题，基本上付之阙如。

　　黑格尔用唯心主义的方式叙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第一次写出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史。雅斯贝尔斯深刻反省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危机，提出“轴心文明”的假设，将人类文明纳入一个整体性的思考之中。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第一次系统地对中华文明之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做出了诸多方面生动细致的描述。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一书中，挑战了20世纪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挑战—回应”说，努力从中国社会自身发现自我变革的力量。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对欧洲自18世纪以来（19世纪后包括美国）逐步成型且表现为强大意识形态神话的“东方学”，给予了极富启发意义的批评。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对中西印三种文化性质及其价值均给出了相应的评价，高度肯定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及其对未来人类的价值。牟宗三等人在1958年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框架性地阐述了中华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世界的五点贡献。钱穆晚年特别强调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张世英晚年特别提倡中西会通，提出了“万有相通”“万物一体”的新哲学思想。赵汀阳发掘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提出了“新天下体系”的构想。

　　古典时代的中国与希腊思想传统中，都包含文明与野蛮二元对峙的观念。如“华夷之辨”是古典中华文化的重要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称东方是“野蛮人”。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后，文明等级的种种划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无论三级划分——野蛮、蒙昧、文明，还是四级划分——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抑或是五级划分——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明达，其基本结构都是“文明/不文明”之分。“文明”代表正面价值，代表文明者的一切行动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文艺复兴”以后，“启蒙运动”在英国、法国、德国的表现形式虽有一定的差异，但以自然理性、人的理性反对天启神学的思想则是一致的。康德、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开创的自由与控制、民主与专制、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文明观，成为欧洲思想家的主流。世界文明多样性与交流互鉴问题，被化约为民主与专制、自由与控制、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文明观。

　　欧洲（欧美）文明中心论者，主要采取“中心—边缘”的思维方式，对于其他非欧洲文明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其手段是改造、同化，对于不接受欧美文明的文明“他者”，则进行打击或毁灭。当代美国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既是这种欧美文明中心论的衍生，也是“一神论”思维方式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投影。

　　从汉语哲学角度看多样性文明交流互鉴问题，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优势。其一，外来文明的“本土化”，如佛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汉语哲学中的文明融通经验，为世界文明史上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互融创新，提供了典型例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断地与中国革命、建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族文化复兴等具体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表明中华文明有能力吸收外来的现代文明成果，使之成为中国的现代文明，为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与地区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现代文明转型之路。

　　其二，“新天人合一观”与“即技求道”“以人民为中心”的汉语哲学的生态文明理论，可以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现代汉语哲学坚持并发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思想传统，高度警惕国际资本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力量与科技的结合，坚定而明确地确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应对“资本—科技”文明形态对于中国和整个人类可能造成的新奴役。

　　其三，“和而不同”“大同团结”与“万物一体”的“新天下观”，是汉语哲学处理自己文明内部不同思想体系与外来文明共处的独特经验，经过重新阐释，可以化解“一神论”的“异教徒”观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大同团结”（李大钊）理想，与当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社会实践运动相结合，对当今人类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的“文明毒瘤”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文明化疗”，为诸多差异文明主体之间的协调、和谐共处，提供汉语哲学的思想资源和社会历史经验。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亦可以为化解当今国际间的矛盾，提供汉语哲学的政治文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