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体系建设，是当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命题，也是实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体系建设，已经具备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基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长期的学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古典文学在经典中寻找方向，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创新中积累经验，在回归中实现超越，已经初步具备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文学研究宏大体系的学术条件。

　　学术梯队的日益完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五个不同发展梯队。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第一阶段，老一代学者、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培养的大学生是学术界的核心力量；80年代中后期为第二阶段，以78级、79级硕士研究生为业务骨干；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为第三阶段，恢复高考后77级、78级、79级大学本科毕业生经过十余年磨炼，陆续登上学术论坛；世纪之交为第四阶段，主要的学术力量是1980年以后考入大学的年轻学者。他们经过系统规范的大学教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新世纪为第五阶段，2000年前后考入大学的新生代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学术水准的普遍提高。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经历了多重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学术的面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重要突破。第一，激活传统课题。新材料的发现、新方法的运用，推动了传统课题研究的重大突破。以“《文选》学”研究为例。今天的《文选》研究，已从过去单一的文学评价走向综合研究，体现时代特色的集成性研究成果业已问世。“《文选》学”普及性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中，《文选》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第二，开拓研究领域。敦煌文学研究、中古时期的北方文学研究、元明清文学研究等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第三，推进文学考古研究。出土文献的新发现实现了文学考古研究的新突破，综合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无论是相对单纯的注释、疏通，还是系统的资料汇总，或者具有思想史价值的疏解古籍大意，都充分证明我们的文献整理、史料研究工作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历史时期。四十多年来，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以及电子文献，为传统文献学增添了许多重要内容。但同时，一味强调新材料，忽略传统学术，也很难真正认识到新资料的价值。学问的高低，不仅要比谁掌握了更多的新资料，更重要的是在寻常材料中发现新问题。这需要学术功力。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组织学者校订“十三经”的同时，还提出一种设想，即通过一种胪列众说的方式，把清朝学术成果具体而微地保存下来。游国恩主编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等著作，初步实现了阮元的设想，每句诗下罗列历代注释，考订成果，然后下按语，点到为止，引而不发，给读者留下无限想象空间。今人系统整理经典文献的典范成果，全面总结前人成果，充分体现时代特色。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取得学术成就的重要基础。

　　理论研究的根本方向。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体系建设，需要一定的理论突破与思想创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除了文献整理之外，理论研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环。如果说文献基础是骨肉的话，那么文学观念就是血液。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我们常常顾此失彼，或者厚此薄彼，把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缺乏融通意识。近年来，文化记忆理论、口述历史理论、写本钞本理论，都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极大推进了中国传统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的融合。在这种融合研究基础上，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命题，就成为文学研究者迫在眉睫的时代使命。因此，在日益开放的时代，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实事求是地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确实存在着过多依赖国外理论来规范中国文学实际的弊端，表面看是方法问题，其实是理论观念问题。构建中国文学特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理论创新迫在眉睫。

　　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理论上的突破，首先还要回到经典。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深刻地展示出人类共通的问题，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文学是人学，更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经典的最大特色，就是写出了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超越时空，引起共鸣。当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越来越重视经典的意义，出现了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在研究方法上，中国文学研究尝试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最终选择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

　　古典文学的现实感召。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关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问题。中国古典文学就具有这样的现实感召力，同时也是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体系建设的重要现实基础。九一八事变之后，姜亮夫先生从“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入手，探索“民族贡献与今后出路”，发表《殷夏民族考》，首次提出“龙”图腾命题。此后，众多学者不断接力，将龙图腾与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救国”的理想联系起来，发出时代的最强音。真正优秀的研究工作者，要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发展的生机，才能提升学术的品位。

　　文化交流的特殊媒介。文学是国际文化交流的特殊载体，起到了沟通民心、传达民意的作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国际化也是我们追求的重要学术目标。而域外汉籍的搜集整理与海外汉学的深入研究，无疑将为实现这一目的承担更多责任。这项工作正在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编写文献目录，二是出版专题丛刊，三是开展系统研究。

　　中华文学的观念建构。中华文学不仅仅是横向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简单整合，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学是一个建立在大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现实的实践问题，也是深邃的理论问题。其一，努力回归中国文学本原。近年来，文体学、文献学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通识教育也成为业内津津乐道的话题，这说明我们希望文学研究更贴近中国文学实际，回归中国文学本原，建构中国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理论体系。其二，全面展现中华文学风貌。科学认识并研究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同源共生的本质，重新认识各民族文学在推进中华文化历史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准确描述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华各民族文学汇聚、融通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华文学的整体风貌。其三，系统整理各民族文学史料。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体系建设，不仅具备了充分的学术条件和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符合学术发展的现实需要。努力推进这一体系现代化建设进程，既是中国古典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大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