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批评

　　代表作：《无边的挑战》《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德里达的底线》《无法终结的现代性》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文学上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从中国文学历史和现实角度出发，我重点谈一谈追求人民性、民间性，建构新伦理，以及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等面向。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始终强调文艺的民族性和为人民大众服务。“五四”文学革命不遗余力推行白话文，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能最广泛地分享文化和文学，从中受到教益并形成一个新文化的共同体。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民性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确立了现代人民性的根本宗旨，给予人民性以确定的、最具有现代意义的内涵。它是以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为基础的人民性，把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提到根本的问题上来认识。在革命文艺理论中，人民性与阶级性、民族性构成一组复杂的关系，根据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不同时期的任务，有时可以相通，有时却有区别。在“十七年文学”中，关于“社会主义新人”“新的英雄人物”创造等话题的讨论，都可以归结到人民性的纲领下。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文艺的大众化、消费化无疑使其具有人民性，但它与文艺的人民性的经典内涵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区别的根本之处在于：文艺的人民性要具有正确的政治导向，引导人民积极向上，使全体人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凝聚成一股力量，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新时代赋予人民性新的内涵，这就是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放在首位，重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理解人民群众精神情感生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新文学的人民性内涵，理应包含民间，亦即劳动人民最朴素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应该是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文学，这才是新文学的价值观的充分体现，也必然更大可能地丰富了新的中国文化。但急迫的现代性变革有时难以融合民间性，在革除旧社会的陈规旧习时使民间文学、口传文学的收集整理一度受到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复兴，民间文学也迎来发展的新阶段。

　　文学的人民性、民间性说到底也是新文学的伦理价值取向，当然也是文学面向现代开启的最重要的伦理性。百余年来，中国文学不断触及伦理的边界，从整体上说极大地推动了新伦理的建构，给予人们以更大的思想和行为的自由、更大的可能性限度，以及更为多样的获得幸福快乐的方式——在这些意义上，文学创建起来的新伦理文化，是现代性展开的最有效的社会成就。

　　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是否有一种关于文明的叙事？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国更加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标志着我们文学创作高度的有影响的作品却是那些乡土小说。何以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陈忠实等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却回归乡土，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民族的命运，体现出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乡土小说的作家大都来自乡村，他们书写中国20世纪到21世纪初期的变化，我们可以基于20世纪中国现代性道路，来理解其作品涉及的“漫长的20世纪”。这就谈到文化和文明的区别，概括来说，英国学派强调文明是某一种人类社会的成果总和，德国学派则强调文化是人类某个群体或民族的精神实质，二者最典型的代表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当我们试图表述中国文学是一种关于文明的文学叙事时，并不需要把“西方的文学是不是关于文化的文学”这一问题作为必要的逻辑前提，而只是作为参照背景。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学是关于文化的叙事，中国文学是关于文明的叙事，这不是绝对性的，而是设定一种可比较的二元关系的假设，以凸显各自某方面的特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语境，现实主义回归成为必然选择。中国的现实主义与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和传统资源天然贯通，它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叙事文学唤醒民族的久远记忆，使它一步步形成与千年传统勾连在一起的文学表现方式——我们把这一表现方式概括为一种关于文明的叙事。

　　20世纪80年代，实现“四个现代化”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应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上续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思潮。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扭转了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态度，传统文化受到重视。比如大家熟悉的《白鹿原》，一方面表现了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传统的天道观念、儒家伦理正义，用一种分裂的乡土叙事叩击20世纪历史的冲突和隐藏在人们心灵中的情感。这样一种回归中国传统文明和天道人心的文学叙事，是在一个强大的自然史背景下来反观人类文明历史。所以，这也表现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异。中国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在史传传统的影响下，其叙事内容是以民族国家事迹为主导，必然是要指向民族国家的大事要事。也就是说，它终究是关乎文明的大叙事。中国文学是用大文明的书写，在世界文学当中开辟自己的道路。一种文学，只有揭示和阐释它成熟状态的代表性作品，才能揭示这一种文学的根本特质。中国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向乡土叙事，它握住了我们文明的命脉，打开了文学语言的大门，向着我们古老的文明敞开，等待它的崭新降临。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