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与比较传播学研究。代表作主要有《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想象与教育反思》等。

　　现代传播的全球化发展在多样化的情境中展开，不断挑战“现代—传统”“中心—边缘”等单一现代化比较视野，从而使比较传播学转向情境化比较。1989年，在国际传播学会（ICA）以“比较而言”（Comparatively Speaking）为名召开的年会上，与会者强调比较传播研究首先要理解情境如何形塑传播现象。互联网时代，全球与地方的复杂互动为这种转向提供了有力支撑，网络虚拟社区成为全球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对话的场所。

　　在此背景下，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或以“国家”为语境的比较研究已经无力呈现全球传播的图景。此时，国家处在“全球”与“地方”之间，国家层面之于全球层面可以说是地方性的，但是从国内关系来看，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多种多样的地方性身份和话语的竞争场所。同时，后殖民理论的“批判地方主义”，解构“中心—边缘”现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狭隘地方主义谱系，把地方与地方相互勾连，建立地方与更大范围的政治模式、历史和文化的连接，这种连接是通过共享历史经验建构某种集体想象而形成的，比如纪念“一战”“二战”的新闻引发地方间的历史记忆互动，关于环境危机的报道刺激地方间环保群体的对话，等等。在这一视角里，“地方”不是确定的、有边界的场所，而是由文化、历史、权力关系、政治等多重角力所建构的。

　　到21世纪，比较传播学的情境化转向变得越来越明显。2012年出版的《比较传播研究手册》倡导在方法上“尝试超越单一案例达成结论，并在其各自的情境中解释分析对象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作者保罗·曼奇尼和丹尼尔·C. 哈林把“情境的作用理论化”视为媒介比较研究的本质。总的来说，情境性思维由三重意义构成：作为研究对象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外在条件，情境具有形塑性力量，有助于克服比较的同一性悖论；作为研究主体采纳的一种阐释意义的方法，情境具有解释性力量，有助于克服比较的规范性悖论；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共同存在的方式，情境具有对话性力量，有助于克服比较的去中心化悖论。

　　基于情境的三重意义，我们可以建构比较传播研究的三种维度：客观情境、主观情境和关系情境。

　　第一，所谓客观情境是指研究者将新闻传播活动和情境看作客观存在，并将其转换为多个变量/指标，通过建立假设，收集数据，经由相关性分析等科学方法确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关注情境对于新闻传播结果的解释相关性，以及宏观层面的情境如何有差异地形塑新闻传播现象。到2013年，客观情境比较研究已经发展出一套固定程序：第一步是提供关于其他体制和文化的情境描述，以提高我们对不同传播活动的理解；第二步是经由情境描述辨识不同体制和文化中的功能对等，也就是确定什么是可比的、什么是不可比的；第三步是建立分类或类型，通过辨认共有特性将不同的案例归为同一类型，这些共有特性将成为发展理论时必需的维度；第四步是对各种相似性和差异性作出解释，从而理解不同情境如何塑造了不同的传播活动；第五步是预测，基于前期确立的理论假设，对尚未研究的国家作出预判。

　　第二，主观情境是指进入传播者和传播实践的内部情境，以人类学“深描法”或历史学“过程分析法”，观察不同文化中的人们赋予特定行为的意义和价值，透视传播实践背后的文化心理以及意义理解。作为一种主位（emic）研究，它要求研究者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传播活动和媒介文化。因为每一种传播活动都有着自己的现代性，有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们的传播实践是植根于自身语言和语境的。

　　第三，全球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复杂互动使人们进一步看到关系情境，即新闻传播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背景，在持续不断的关系中发生，同时也构成了人与人交往关系形成的现实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文本的互文性关系，驻外记者与本土助理、冲突双方的记者间的互动关系，国际新闻流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等，都进入比较传播学视野，成为全球化时代新闻传播的重要景观。

　　循着三种情境化比较研究路径，可以发展多个向度的比较理念。第一，客观情境化比较，通过“功能对等”重构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可比对象，面向可比性和情境性提问，从而在追求同一性的过程中保留差异，保留差异生成的情境，形成三个向度，即差异化的传播、类型化的传播和功能化的传播。第二，主观情境化比较，以多点民族志或比较历史社会分析方法进入传播活动及其存在，脱离规范性话语的思维约束，面向人类的表达与交往实践，由此通向三个向度，即时空情境的传播、建构意义的传播和价值取向的传播。第三，关系情境化比较，关注不同文化间传播的全球互联与跨国流动，建立基于跨文化关系的情境性理解，超越隔离的研究情境，从而展现我—他传播关系、我—你传播关系和跨文化传播关系三个向度。最终形成三种情境九个向度的比较传播学体系。

　　情境化比较的目的在于去蔽。然而受到研究者视域、可获取资料以及文化环境等条件限制，任何一种情境化比较在不断去蔽的同时往往会生出新的遮蔽。以比较媒介体制为例，客观情境化比较以比较政治体制为思想资源，发展了媒介体制的维度和类型，但由于依赖科学方法论和可利用数据，走向了因果决定论。主观情境化比较去除了概念化、类型化、静态化的遮蔽，然而这类研究基于研究者/行动者对媒介发展过程的理解，容易受主观情感和价值因素影响。关系情境化比较以传播关系、权力关系、跨文化关系为思想资源，去除了独立化、区隔化、方法论民族主义的遮蔽，可是这类研究既要警惕全球化动力机制对地方性实践的遮蔽，又要避免对平等交往的浪漫想象。

　　比较研究蕴含自我和他者的对话与互动。以自我为中心看到的差异无法揭示存在，只能加深人的自大感或自卑感，进一步将自己幽闭在回音室内，隔绝任何不同的声音，比较便失去意义。真正的比较研究必须破除自我中心的弊病，面向可比性和情境性提问，不断反思，还要通过去地域化进入全球互联和流动的关系网络中，达成自我超越，面向人的普遍交往的事实，从而实现人类传播经验的整合。

　　从根本上说，比较传播研究的使命是揭示传播关系的存在和存在的传播关系。为此，研究者必须充满存在感地观察人类传播实践，才能找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出路，还原“比较”一词的本义，即平等地汇聚在一起。比较的逻辑不是分离，而是以和谐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尊重彼此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比较即传播，传播即比较，这样的比较传播研究才能帮助人类丰富传播智慧，恢复交流能力。

　　（作者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