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畅（Augustin F. C. Holl）

　　高畅（Augustin F. C. Holl），现任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特聘教授、塞内加尔共和国达喀尔大学特邀教授、喀麦隆共和国雅温得第一大学讲座教授、美国国家自然历史田野博物馆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九卷至第十一卷）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粮食生产起源、西非和黎凡特地区社会复杂性起源、岩画考古和古墓考古。高畅曾在以色列内盖夫、喀麦隆北部、布基纳法索西北部、塞内加尔中南部进行实地考古工作，目前正在指导塞内加尔沿海地区萨卢姆河三角洲贝冢考古项目的科考工作。在考古学国际学界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50余篇、书评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0余本，编著、合著及章节写作50余本，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全球比较考古学。

　　2021年10月14—15日在京举办的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上，不少学者从中外文化交流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高畅回顾了中非关系发展脉络、畅谈了中非关系发展新格局，并就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主席在谈到中非交往时说：“中非关系不是一天就发展起来的，更不是什么人赐予的，而是我们双方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请您谈谈中非关系的发展历程。

　　高畅：中非关系的历史源远流长。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75年至公元前950年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埃及第二十一王朝塔尼斯王朝（相当于中国的商周时期），考古学家在一具古埃及30—50岁女性尸体的头发中发现的丝绸就是一个例证。从那时起，中国与非洲大陆就有了商贸往来，而且很有可能也有商品从非洲运往中国。但是将中国与非洲大陆直接连接起来的最重要事件是郑和的西洋之旅。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其中多次抵达非洲。自那时起，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商品贸易和人员流动既有高潮也有低谷。东非沿海甚至内陆的许多遗址都发现了中国瓷器、陶器和钱币的踪迹，这是商品流动的最佳印证。

　　李新烽教授曾经写过一本关于郑和船队后裔的书。书中记载，郑和船队的一只船只因迷失方向而后触礁，一些船员当时在东非沿岸的帕泰岛登陆并停留。中国和非洲的友谊根深蒂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紧密。因中国大力支持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的解放运动，中非关系进入了新高峰。时至今日，中非关系已成为非洲大陆最主要的经济关系之一，而中国也几乎成为了所有非洲国家的主要经济合作伙伴。因此，为了构建面向未来的全新中非关系，我们必须准确而务实地审视这段关系的现状，以及如何立足现在，为未来做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非之间的重要联系不仅体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到了21世纪，这种联系无论就重要性还是发展水平而言都迈上了新台阶。请您谈谈对中非合作关系的认识。

　　高畅：俗话说，孤雁难飞，孤掌难鸣。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必须分析和理解国际关系，必须解决问题。国际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奠定基础。当前，中非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据估计，在中国的非洲人有50万，而在非洲的中国移民高达100万到200万。日益重要的中非关系以及中非两地的移民肯定会继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事实上，从非洲社会的角度来看，在54个非洲国家中，中国移民可以免签证进入的就有27个。中非关系涉及多个方面，牵涉诸多的机构、企业和行政部门，涵盖学术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很遗憾不能就所有这些逐一阐述。

　　请允许我强调一下我想要表达的信息。我想说一说民间外交的关键作用。我们需要逐次逐步地建立信任、真实的中非关系。有鉴于此，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成立了非洲研究中心，旨在发展学术协作项目。非洲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这两大支柱之上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教学问题外，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是如何开展学术合作的？

　　高畅：除了教学以及培养硕士和博士生，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和非洲研究中心还发起了三个相辅相成的学术项目。一是建立考古人类学实验室，对此我已把此前在非洲实地考察的研究成果捐赠给厦门大学。二是与两个教学与科研实验基地联手创建和启动跨学科田野调查项目。其中一个基地在非洲塞内加尔萨卢姆河三角洲贝冢，但这一地区目前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另一个教学与科研实验基地在中国福建西部，主要对闽西石画像进行考古学和符号学研究。2021年7月至8月，我们的第一个田野调查季在闽西的客家小镇芷溪拉开帷幕。第三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建立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该中心将由六名教职工组成，研究领域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从上述核心项目来看，我们还有可能与非洲、巴西和欧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研究。在这一阶段，我们将通过三个主要轴心来实施这个计划。第一个轴心是在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框架下开办跨学科研讨会。研讨会将召集相关学者，大多是有兴趣聚在一起研讨的国际博士生，来探讨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非洲和中国关系。研讨会的目的，或者说我们开办研讨会的宗旨，是为了生产基于事实的知识，增进中国高校对非洲的了解，同时向我们开展研究的非洲地区积极宣传中国。

　　第二个轴心就是共同培养学生并为长期的合作创造机会。2018年7月至8月，厦门大学的学生与来自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谢赫·安达·迪奥普大学的学生一起在萨卢姆河三角洲开展了田野调查项目。习近平主席访问达喀尔前，这些学生还为相关中文书展作出了贡献。

　　第三个轴心就是中国文化体验，这涉及一个闽西的项目，有一些国际学生参与其中。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人生经历。研究对象本身就非常有趣，并且耐人寻味，当地人也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这是一个分享和体验文化的大好机会，同时也有助于在一些地区切实地增进人民之间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冠肺炎疫情给非洲带来了哪些灾难？非洲是如何应对的？

　　高畅：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给非洲民众造成的危害是我想重点介绍的。目前已有大约2.3亿人受到了这场大流行病的影响。为什么？疫苗已经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推广，但非洲似乎被遗忘了。埃及接种疫苗的人口比例是最高的，达到了7.4%。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一些非洲国家接种疫苗的比例甚至不足0.01%。我们有必要解决这个不平衡的问题，如果非洲民众无法获得免疫接种，那么任何人都无法高枕无忧。若该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疫情卷土重来将只是个时间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根除新冠病毒并长期确保安全的。

　　因此，我建议考虑到非洲大陆目前较低的药物研发能力，应该为非洲国家真正提供机会制定一项长期计划，以提高它们的能力，使其在紧急卫生事件的关键药物供应方面不再那么依赖全球其他地区。非洲生产的疫苗极少，幸好中国与埃及已签署了一项协议。目前埃及正在逐步提高其疫苗产量来满足非洲大陆的需求。南非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希望南非也能生产疫苗。但最好能在非洲大陆的地区层面上组织药品的生产和研究工作，以免对某个国家产生过高的依赖。

　　在技术创新层面上，一些非洲研究人员正在探索传统医学的潜力和可能性，有些传统药物被证明对抗疫很有效。例如，喀麦隆政府已批准把一些当地传统药物用于抗疫，研究人员也因此很自豪。如果能创办一些合资企业来合成这些药物，并带头在当地投产，使得非洲未来能长期地受益于这些项目，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风云变幻的当今国际关系中，民族与文化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

　　高畅：当前，人类正在经历连接物质与精神的全新阶段。变化成为常态，也充满了偶然性，我们必须对未来100年变革的加速有所准备。因此，最核心的问题是：留给我们子子孙孙的，将是一个怎样的未来？

　　不必追溯过于久远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当前的世界被两大不同的、连续而相反的过程所塑造：一方面是帝国的扩张、殖民和统治，另一方面是抵抗、追求解放和寻找更为公平的世界秩序。19世纪形成的民族主义热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欧亚大陆的两端达到顶峰，即20世纪初期的欧洲和东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联盟加剧了这一趋势，最终导致了冷战——苏联与美国的两极对抗。新生的民族国家登上国际舞台塑造了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政治。中国冲破一切艰难险阻，不论是欧洲的帝国主义霸权、内战、侵略战争还是西方国家的封锁排斥，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极有影响力的主体，在国际秩序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全球化塑造了一个多极的世界，容纳了不同社会模式和文化组织形式。这是一个持续辩证运行的过程：经济和军事的合作与竞争。当然还有第三个重要领域——民族与文化。对2100年世界人口的预测结果清楚表明，军事行动可能成为一种适得其反的选择。要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由文化和人口联系支撑的和平关系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将是更为明智的选择。大学与高等教育机构将起到重要作用，带头实施有助于人类和平而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而战争将会被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