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

　　研究领域：艺术史论、美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

　　代表作：《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视觉文化的转向》《审美现代性批判》等

　　我们在高校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上课的时候，尤其上大课时，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学生在玩手机，我总是比较善意地推测他们可能在查询跟课程有关的东西，实际如何很难知晓。这个问题我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我觉得今天实际上每个人都面临着注意力的危机。比如说《2019抖音数据报告》里面特别讲了一件事，一段“大唐不夜城不倒翁”视频全年被点击播放23亿次，抖音公司以此业绩为荣，但这令人震惊的数字后面显然有某些令人忧虑的东西。批评家卡尔在《智能手机如何绑架我们的心智》一文中直言：“智能手机强有力地拉扯我们的注意力，给我们派送文字、声音和图像，规训我们的想法、体验和身份，耗费宝贵的认知资源，导致人们平均智力水平的普遍下降。”

　　不同于经历过印刷文明的“数字移民”，如今的“90后”和“00后”，他们是生来就处在数字时代的“数字原住民”，所以更缺少对数字媒介文化的免疫力，更容易产生注意力的危机。简单地讲，所谓注意力，就是对特定刺激的感知并忽略其他刺激，以确定感知或行动的优先项。注意力是有限的，中间是有选择性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就提出了“注意力经济”的概念，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指出，“在一个信息富裕的世界里，信息富裕就意味着某种东西的匮乏，即信息所消耗之物的匮乏。信息所消耗之物是显而易见的：它消耗的就是其接受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富裕导致了注意力贫困”。

　　注意力的文化危机表现出种种“信息过载综合征”，几乎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体现，包括一系列心理—生理症状，比如说时刻注意手机、生怕错过什么信息、感官疲劳、心理焦虑等。注意力的耗散已经成为人们的常态，分心成为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同时也是一种病症。最典型的分心就是不能长时间地坚持做一件事。人们已经从被信息吸引的“被动分心”走向一种主动选择的“主动分心”，由此产生了很多认知和情绪障碍，西方有研究者将其称为“分心成瘾”。

　　媒体文化学者海尔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判断，她认为，数字文明出现以后，存在着一个注意力的鸿沟，或者叫注意力的代际分化。印刷文明的那种深度注意力已经不流行了，流行的是超级注意力。超级注意力有四个特征：第一，焦点迅速转移，在多个任务之间跳转；第二，偏爱信息的多重性；第三，要有刺激性；第四，对单调不能忍受。我觉得她的判断是准确的。

　　把视野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今天信息时代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就注意力危机而言，社会学家莱克维茨的看法很有启发性，他认为计算机的算法、数字化和互联网的社交网络这三样东西构成了我们今天文化的整体。另外，当下技术的逻辑已经越来越强，同时具有文化化与情感化的趋势，技术的理性逻辑与情感的感性逻辑完美结合。越来越多的技术不只是披上了文化的外衣，而是直击人的情感，打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因此成为控制注意力更加有效的手段。今天我们的注意力实际上已经被算法和技术预先定制，眼动仪这样的设备可以精确计算人们的关注点和喜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以为在做自主选择，其实早已被设计和规定。

　　作为一种被激烈争夺的宝贵资源，注意力已经变成一种能创造价值的资本。注意力经济学家戈德哈伯认为：注意力是“后工业”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注意力的竞争变成了企业之间相互竞争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注意力消耗的是人的时间，所以按照西蒙的方案，注意力可以用时间来度量。受众注意力耗费的时间越多，其注意力也就越是匮乏。用眼下流行的问法来描述就是：时间哪去了？注意力的危机是人没时间专注，没时间思考，甚至没时间发呆。现实的烦恼并不是我们每天都信息过载，而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注意力技术已经内化地侵入了我们的感官、心智和精神。我觉得人文学界对技术问题的警觉和反省是不够的。这其中有各种原因，比如，技术崇拜心态、技术决定论观念的流行等。中国人文学者应该更加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把这个短板补起来，尤其是发表批判性的看法。

　　那么，我们该如何走出注意力的文化危机呢？有没有可行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呢？这需要在有更多学者参与的系统研究和调查基础上，才可能找到答案。这里，我谨提出一些个人的设想。第一，需要营造一个全社会关注注意力文化危机的现实语境，在全社会强化对注意力危机的认知和关注。第二，推广必要的“断舍离”，创造一些信息屏蔽的时间，不看手机和电脑，尤其是青少年要养成这样一种习惯。第三，努力培养青少年的深度注意力习性。这方面我们中国有很好的传统，道家哲学中有“心斋”“坐忘”，禅宗的坐禅、参悟也是一种冥想训练。西方现在有一种“正念”疗法，也是如此。第四，提倡各种形式的培养和训练专注力的实践活动，通过手工制作、艺术欣赏、自然审美等方式，来改变眼下的注意力贫乏局面。

　　最后，我用英国作家赫胥黎的一段话来结束，他说：“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我觉得这句话对于今天的我们很有启示，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个问题，找到解决注意力危机的一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作者系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