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北京市经济学总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聘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研究领域为开放宏观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增长。在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十届霍英东青年基金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等。主要学术作品有《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动态宏观视野下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涉及创新型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国家治理、文化软实力、生态环境、对外开放、居民生活水平、平安中国、共同富裕等方面。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些目标的重点说明可以看出，一是这些目标设定经过了认真研究和测算。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二是考虑到未来一个时期外部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存在不少可能冲击国内经济发展的风险隐患。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可能持续低迷，因此，我国的中长期规划目标要更加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三是党中央的规划部署基于大方向、大战略。虽然目前我国对“十四五”和到2035年经济发展目标以定性表述为主，但也体现了定量的要求，可以在认真测算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量化目标。因此，在经济方面，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可以体现为若干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

　　核心指标之一，是到2035年达到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据世界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9》显示，创新能力指数排在前10位的国家，2019年人均GDP的平均水平高达约5.4万美元，是中国的5倍之多。另据《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瑞士连续第11年位居榜首，瑞典、美国、英国、韩国分别位列第2至5位；中国为第12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超过日本、以色列、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如果将创新型国家前列界定为创新指数前10位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在研发强度上要达到前10名水平，研发强度就必须从2020年的2.2%上升至2035年的3.34%。按照2020年不变价计算，到2035年中国研发总规模将达7.003万亿元，这就要求未来15年的研发支出每年增速达8.03%左右。过去15年我国研发支出的平均增速为17.7%，因此这个速度要求并不高。

　　如果以美国的研发总量和强度作为参照系，2035年我国研发支出规模将是2019年美国研发投入的1.83倍，而同期GDP总量将达206万亿元，是2020年美国经济总量的1.02倍（如果美国经济增速按2.5%计算，那么到2035年其经济总量将达到30万亿美元，按照人民币2020年不变价格即为203.5万亿元）。因此，如果按照美国的研发强度，中国经济总量所需的研发强度达2.8%左右即可。但这个强度所需的人均GDP增速为4.3%。如果按照这一增速进行倒算，到2025年我国的人均GDP水平将达到创新型国家前10名的40%左右。

　　此外，从研发支出结构来看，我国在试验发展方面的支出规模已超过美国，但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支出规模仅为美国同期的约45%和25%。其中，中国基础研究在全部研发支出中占比为5%，美国为近17%；中国应用研究在全部研发支出中占比为10.8%，美国为近19.6%。可见，在我国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加大基础研究规模和投入力度，优化研发支出结构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居民生活水平向中等发达国家看齐

　　核心指标之二，是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首先，从数量上看，2019年全球高收入国家共有70个左右，而发达经济体仅有39个，中位数可以列在35位或20位。其次，从人均GDP或收入水平来看，2019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门槛值为1.24万美元左右，而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水平最低为2万美元，平均水平高达4.8万美元。剔除卢森堡、新加坡等体量偏小的经济体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水平也在4.1万美元左右。按照IMF公开的信息，2019年全球经济总量约为86.6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GDP总量为51.74万亿美元，占比约60%。全球人均GDP约为1.146万美元，而发达国家人均GDP高达4.8万美元，是发展中国家的9倍，也是全球人均水平的4.5倍。除美国外的发达国家人均GDP约为4万美元。

　　如果要在未来15年达到IMF公布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8万美元，假设这些国家不增长，中国人均GDP需要增长4.36倍，那么年均增速必须达10.3%；假设发达国家未来平均增速为2.5%，则未来15年中国的年均增速必须达13.1%。如果达到61个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即西班牙的2.8万美元，假设西班牙不增长，那么未来15年中国人均GDP需要增长2.55倍，年均增速为6.43%。如果中位数发达国家西班牙未来平均增速为2.5%，则中国未来15年年均增速必须达9.09%。如果达到葡萄牙2万美元的水平，假设葡萄牙平均增速为2.5%，则未来15年中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速需要达6.67%。

　　当然，上述测算没有考虑中国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问题。德国在1960—1980年间的年均升值达5%，中国在过去20年中年均升值达1.3%。假设人民币升值年均速度在2%左右，那么中国超越葡萄牙需要人均GDP年均增速达4.7%左右，超越西班牙则需要达7%。如果2020—2035年间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速保持在4.8%的水平，以超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20%为真正跨越的时点，那么，中国将在2026年前后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使命。按照前低后高的测算，2020—2035年中国人均GDP的平均增长速度需要达5.5%—6%。但是，从当前趋势所测算的潜在GDP增速来看，即使在乐观假设下，中国在2020—2035年的人均GDP平均增速也只能达4.36%，暂时无法满足4.8%的要求。

以新发展格局释放新发展红利

　　当前，我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调整期和世界经济动荡调整的关键期。根据上述测算，我国关于2035年基本完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设定，具有较高的合理性，但这一合理性必须立足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一系列实质性改革，积蓄新的增长动能，加快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转变，以此推进战略调整、重构与深化。一是要推进技术创新，启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新的技术红利。二是要推动改革，把改革贯穿到今后一段时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之中，实现第二轮制度红利。三是要构建人才强国、教育强国，推进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四是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积极构建合作平台，塑造新的竞争力，突破价值链和分工链重构的瓶颈，依托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新一轮全球化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