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欧美哲学、西方历史哲学。著有《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生成的存在》《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思考的痕迹》《教育的价值与价值的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论》等，译著有《自我的根源》《历史与转义》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的发展成就历史性地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成功。

中国道路符合中国实际契合世界发展大势

　　谈到“中国道路”，就必须给这个“道路”以内涵上的规定性。笔者认为，所谓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在追求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探索过程中走出的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径。中国道路的成功既是制度创设、文化演变的结果，也是世界发展大势给中国提供历史机遇的产物。但是，历史文化和世界形势不可能自动带来中国的发展。中国道路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实践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中国道路不是从零开始的，也不是在封闭状态下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航船，一方面是带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基因启程的，另一方面是在参照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经验与教训中不断寻觅探索推进的。

　　首先，中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持续开放。我们应该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时期如汉唐盛世，都处于比较开放的状态，在对外交往方面展现出广博的胸襟与气度。而中国的落伍，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从明朝的禁海政策开始的。西方的崛起绝不是因为种族或文化上的优越性，而是由历史机缘造成的。尽管历史不能假设，却可以反观。实际上，西方的崛起是与航海及殖民联系在一起的。航海不仅需要天文、地理、水文等各方面的知识，而且航海及贸易带来的交往的扩大也有利于知识的生产，新的知识与贸易的扩展又推动了产业革命。历史已经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互通有无的交流，知识和文化的创新也需要多样性的互鉴。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唯有持续的开放才能永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文化创造的生命力，才能拓展发展的新边界，不断开启新的发展可能性。1978年以来，中国坚持持续有序的开放，构成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次，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兴衰交替，但中国近代的衰败是因为它遭遇了掌握更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使得中国不能再按部就班地依照旧制进行历史演化，因为那样我们就面临进一步衰落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彼时中国面临的是现代化“启蒙”任务。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走与西方同样的道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靠殖民掠夺发展的，它们不会允许当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同它们一样发展壮大，毕竟如果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列强之一，那么它们也就没有多少可以掠夺的对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彼时中国面临的是民族“救亡”问题。鉴于此，中国必须另辟蹊径，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能够同时完成“启蒙”与“救亡”双重任务。马克思主义在承认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的先进性，认可其推动生产力发展历史作用的同时，批判其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实质。这就给寻求启蒙与救亡道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行动指南。由此可见，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创造发展奇迹的中国道路。

　　再次，新中国的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不断改革。如上所述，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条件下，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们是通过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验走向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既给了我们学习的动力，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眼界，甚至让我们后来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思想变得越来越僵化。旧的习惯往往构成限制我们创造力的枷锁，只有打破原有思想的牢笼，才能超越陈规旧俗的束缚。邓小平指出，无论党还是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把改革看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正视我们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就必须让思想意识冲破旧框框的束缚，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内思考，不断开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实践证明，改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改革也不能停顿。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我们不断通过改革增强了社会活力。

　　最后，全球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任何国家都想通过一定的变革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落后的面貌。但是，为什么成功者寥若晨星？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发展利益，拓展发展空间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世界体系或西方霸权形成之前，各民族原本是相对孤立地发展着的。但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促进，西方的崛起让原来孤立、分散的民族历史演变成世界历史，而这种将所有民族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却是建立在支配—从属或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关系上的。卡洛斯·马丁斯在为《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一书写的绪论中指出：“依附国家的内部结构是由对国际资本的从属关系而形成的；当帝国主义和垄断势力在国际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时，外部条件对外围国家发展进程的作用大大限制了这一发展具有独立性的可能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如此举步维艰。而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有了独立自主的权力，中国才能够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按照自己的节奏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密码是中国共产党

　　任何国家都希望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节奏保持开放与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是愿望不一定能够实现。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密码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此，我暂且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论证，而是更多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去证明。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的总和。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唯有组织起来的民族和国家力量，才能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力量。例如，晚至19世纪中叶，德国很多地区仍然非常贫穷落后，但“统一后的德意志却成了一支主要的经济力量”，这主要得益于统一的“自由贸易区，实行共同的商业政策，对外则统一关税”。从德国崛起的历史可知，唯有国家统一起来，整个民族才能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做不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长期居于包括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国际秩序——册封体制——的中心，由于中国本身的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迟缓，在一种默然的‘天下’的意识之下，阻碍了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来认识”。另一方面，当中国人惊醒，开始为救亡图存而学习西方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强权政治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西方留给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只剩下“边缘”“依附”等。中国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走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了。历史反复证明，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与梦想。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不可能成功走出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发展，相反，必将继续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