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

　　黄平，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中华文化交流与促进会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理事长、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长。曾被选举为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副理事长、国际社会学会（IIS）副会长（两届）、中华美国学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大科学项目国际评审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所务委员（两届）。曾担任主编：《读书》（执行主编，1996—2006）、《美国研究》（主编，2006—2014）、《欧洲研究》（主编，2014—2019）。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全球化与中国道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台港澳问题。主要著作：《未完成的叙说》《西部经验》《误导与发展》《我们的时代：现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与韩毓海、姚洋合著）、《本土全球化》《梦里家国：社会变迁、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家国天下：中国发展道路与全球治理》。

　　关于对现代化一词的理解，除了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角度外，还有一个中西之间在概念上的交互的“创造性误读”过程。现代化这个概念，还不像简单翻译过来所理解的那样，也不是如经济学、社会学领域里罗斯托或英格尔斯对现代化的阐释那样。19世纪以来， 西方和我们交流时讲的虽是同一个词例如“现代化”，但其内涵和角度差异常常是很大的，当然也有重合交叉的一面。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走到这一步，至少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贡献还不够。关于我们自己的概念，不只是社会学概念，大量的现代社会科学概念，乃至日常生活中很多语词，大都是19世纪经由日本译过来的。当时日本人把西方社会科学里的一些关键词，用两个汉字拼接以后变成日语的翻译概念。中国晚清到民国初年那一代学生东渡日本以后，看到正好是汉语，就拿了过来。拿“现代化”这个概念来说，最早就是从欧洲经日本引入中国的，日语里讲的“现代化”又是对欧洲的现代化作了一种日式解读。其中作为时间分期的“现代”一词，从日语到中文也发生了一个转化，我们区分近代和现代是把1840年以前叫古代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叫近代，1949年之后叫现代（还有把目前所处的时期叫当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在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的报告里提出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在1964年底1965年初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提出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经过十多年的曲折，在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的报告再次提出要全面实现这四个现代化。所以，我们提的这个概念，既和19世纪末引入时不同，也和社会学里现代化流派的用法（无论是罗斯托还是英格尔斯）不同。后来，我们开始学社会学甚至到欧洲求学时，可以强烈感到我们讲的现代化与欧洲特别是英格尔斯和罗斯托等人讲的很不一样。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现在我们再讲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比如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把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到非常高的位置，现在更是提到了“五位一体”。由此可见，它并未局限于原来欧洲人或日本人所理解的现代化，更不是英格尔斯、罗斯托的理论。比如说，我们是从1840年起进入近代，但也不只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现在政治、文化甚至生态都被纳入了全面现代化的范畴里，标准也在不断地中国化，并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不断丰富

　　现在仍然强调现代化，要继续朝向未来建设和发展，要建成现代化强国，只不过时间上有所细分。邓小平同志当时讲21世纪中叶，现在具体到2035年的目标和2049年的目标。而且，在现代化前面加了一个定语——“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了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背后很重要的是不能照抄照搬，不管是苏联式还是西方式的道路与模式，都不能照抄照搬。百年建党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两个结合”，即不只是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还要与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相结合。

　　回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道路，一个很明确的地方在于，中国道路不只是局限于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建党以来，虽然这三个历史节点都特别重要，但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所以，一方面，道路之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在学术上理论上，它不能只是一个既成事实，虽然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我个人还用的是“中国经验”，现在40多年下来，道路之争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至少中国道路已不只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如果要讲学术，那就需要讲清楚中国现代化道路这个事实背后的道理。

哲学社会科学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有独特作用

　　我认为，如果要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道理，那它就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是说事，第二个是讲理，第三个是论道。

　　第一，说事。就是讲基本事实，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包括五千年以来，1840年以来，建党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说事更多应该由当事人去说，当事人是一线实践者，包括工人、农民、企业家、小商小贩，也包括各管理层的干部，以及一线的事实报道者如新闻记者。当然，也不是说事就都能说好，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我们有时候还没有说好中国故事，故事有、故事多，还没有都讲好。

　　第二，讲理。不只是经济学、社会学，也有政治学、法学，还有人文学科，各个学科都是要靠讲理的。如果只是说事摆出事实，还不是学科与学术的阐释。之所以需要专门的学术机构与研究人员，要建立专门的哲学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社会科学，就是得讲出理来，能让别人信服的理。这些人和机构好像是优哉游哉甚至有很重书斋气的“闲人”，其实就是要拿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逻辑。

　　第三，论道。在说事和讲理的基础上，最高层面是论道，那就是要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最后达到理论与历史的统一。这在我们而言就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说事、讲理、论道之间，不是时间上简单地先说事再讲理最后论道，更不是彼此完全割裂的“分工”。因为，首先，事不清理不明，理不明道不通，实践在先理论在后，一切理论无不来自实践，这在《实践论》里讲得再明白不过了。而理论在现代社会又分为各个学科，每个学科里面还有不同的学术传统与流派，而从各个学科中被再提炼再升华才能论道。反过来说，无道理不顺，无理事不妥。首先，如果没有道，大道的道，“道可道非常道”那个道，即指导思想，那么理即便不是歪理也在很多时候是各执一词、各有其理，甚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次，无理事不妥，没有道理来支撑的实践，很可能会不断走弯路，不断犯错误。虽然实践上经验上错误总是会有，但不能老是犯错，既不能老是犯低级错误，更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即所谓“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指导思想，又这么重视学科建设、学术建设、话语建设，其中经济学和社会学当然要当仁不让，事实上也一直在改革开放第一线，和那些一线实践者共同尝试讲出我们的逻辑。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政治学、法学也不可缺失。最后，不但自己走得正走得顺，也要让别人理解甚至接受，那么历史学和各人文学科也都得参与进来并发挥出独特的作用。

建构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

　　那么，我们说理乃至论道时的原创性概念与分析框架是什么呢？我认为，所谓原创性概念和分析框架，即无它不足以说明新的现象，有它能够进一步说明老的现象。无论它是中国现象还是中国现象中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抑或是经济、社会中某一个领域的具体现象。这就是学术与学科能够发挥独特作用的地方，而不是停留在说事的层面，也不是仅仅从形容词或定语层面去“添砖加瓦”。

　　关于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我们过去做得多、说事多，讲理还不够清不够好。术业有专攻，我们有责任把它讲好。在这方面，以前我们更多强调特殊性，但如果只讲特殊性也是不够的。中国实践不能只是一个“例外”，甚至被认为是不可复制的，我们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走在民族复兴之路上，这就很可能走出更具普遍意义的道路来。我自己的一个“命题”是：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如果它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广、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至少很可能，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就越强，它也就越具有延续性与生命力。这样来看，我们讲中国道路是几千年走下来讲的是对过去的延续性，今后走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讲的是今后的生命力，这里面就有《矛盾论》讲的个性所包含的共性，特殊性所包含的普遍性。其中，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个性中的共性，如果它包含着多种创造性，其不只是在现象和政策层面，也在制度层面，甚至不仅在制度层面，也在文化层面，在亿万人的实践和思维交往方式层面，那么，它就会上升成为被凝聚、被传承的学术与理论，既能进一步用于和指导实践，也能被别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