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等。长期从事农村问题与中国政治研究，将实证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提出了建设“政治学的‘田野学派’”，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

　　2020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消除了与人类相伴的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出了一条致力于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贫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及其相应精神生活匮乏的状态，是一种与人类相生相伴的久远的社会历史现象。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人类长期生活于农业社会。生产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主要依靠人工劳动，生产力水平较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为人类减少贫困提供了物质条件。但在这一转变中，作为传统农业社会因子的农民贫困问题突出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问题与贫困问题相生相伴，农民贫困成为现代化中的世界难题，并决定了现代化的不同道路。

　　与其他国家一样，贫困与中国人一直紧相伴随。尽管中国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但贫困问题始终存在。中国是在一个大规模农业社会基础上迈入现代化门槛的，并以革命方式步入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到1949年，中国还是世界上贫困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现代化进程，中国致力于减少和消除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就，并走出了一条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对贫困状况的改善，不仅是简单地减少和消除贫困，更重要的是不断消除贫困产生的自然和社会根源，是一项改变人类社会生存状况和生存条件的巨型社会工程。社会工程是旨在改变人的状况和条件的大型项目。改变人类贫困状况的社会工程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工程所要改变的对象不是个别人或者少数人，而是所有贫困者；二是工程不仅是改变贫困状况，更重要的是改变造成贫困的条件，阻断贫困的再生产，包括自然和社会条件。

　　中国改变贫困状况是一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型社会工程，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极其艰难，如贫困人口多、自然条件不平衡、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对贫困的改变，不仅改变了贫困状态，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然和社会条件，建立了阻断贫困再生产的机制。对于后者，即使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难以达到。

　　巨型社会工程的建设主体是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贫困者所依存的生产力较为落后，依靠其自身力量很难改变命运，他们需要依靠一种外在力量来改变自己的贫困命运。虽然市场机制在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改变贫困，但市场总是将资源配置在最能够产生效益的地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会产生社会分化，它没有也不可能自动带来贫困的消除。要推动改变所有人的贫困，特别是改变造成贫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只能依靠国家。

　　在中国，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是国家有目的、有计划改变贫困状况的过程，也是有计划、有举措改变造成贫困状况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过程。消除贫困仅仅依靠个体、区域、民间等力量远远不够，而是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国家行动。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不仅要消除贫困状态，还要消除造成贫困的条件。要完成这一巨型社会工程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

　　中国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得以取得成功，一是来自善良意愿，二是强调治理，集聚了巨大的善治能力。这种能力是蕴藏在中国政治社会制度之中的内生力量，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外在表现。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善治能力赋予了内在规定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贫困状况得到有效改善。更重要的是，在强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十分重视防止两极分化，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减少和改变贫困；二是走向共同富裕。这一巨型社会工程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才有可能成功。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为获得巨大的国家善治能力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需要巨大的和可持续的国家善治能力。这种能力需要一种具有总体性的力量加以统领，并有明确目标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加以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谋划，强力推进，持之以恒，将各种力量聚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国家善治能力，从而推进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的实施。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迈入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也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国家善治能力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取得了阶段性的巨大成功，并将在新的阶段继续取得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