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员。出版《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等专著。

　　很感谢主办者邀请我参加这次“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谈学术中国，首先要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自己的原创性理论。正如原创性的技术一样，原创性理论也是大国重器。

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核心

　　因为中国传统上没有社会科学，近代以来我们通过跟西方社会科学学习、借鉴、对话，我们的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很多领域，我们的社会科学还是应用型的。这种局面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要创造中国的原创性社会科学理论，还是要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因为西方整个社会科学体系的核心就是政治经济学。中国的社会科学的核心也不可避免的是政治经济学。

　　对我们来说，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去构造原创性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西方，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都是非常伟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但如果我们忽视他们的来源、思想的背景，就很难理解他们的理论。要构建和创造中国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首先要看我们的来源是什么。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我觉得至少有三大来源，我把它称为三个传统。

　　第一个大的来源，即第一个“大传统”，就是中国2000多年的、至少从秦汉到晚清的政治经济学实践经验。第二个来源，我把它称为“中传统”，就是从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实践经验。第三个来源，我把它称为“近传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实践和经验。实际上，实践是最重要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来源。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原创性理论也是基于中国的实践。

秦汉以来的“大传统”：三层结构下的政府—市场均衡

　　就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言，我们以前简单地认为传统是“封建落后”。五四运动以来，一句话就把传统打发掉了。这些年来，基于文化自信，我们开始从传统上去寻找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来源。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如果仔细去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很多来源和思想都包含在传统里面了。比如，近代以来第一个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学派——法国的重农学派，它的思想就来源于中国的古代经典，包括《易经》、道家“无为而治”的学说和儒家的“政府不与民争利”学说。中国政治经济学最好的经典是《管子》和《盐铁论》，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可以称之为“政府经济学”的思想和构架，只是没有被系统化、概念化和理论化。

　　中国从汉代至今，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由三层市场组成的混合经济体。经济体系的顶端一定是国家资本，而在基层具有庞大的以中小型或者微型企业为基础的民营资本，中间层则是国家资本跟民营资本互动的一个领域。实际上，近代人非常聪明，把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官办”，也就是今天的国有企业。第二类是“商办”，也就是我们说的民营企业。还有一类是官督商办，早期的“公私合营”，现在的PPP都属于这个类型。中国历史上，政府跟市场的作用基本上是相对均衡的。凡是政府作用跟市场作用相对均衡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好，经济的发展也是可持续的。

　　当然，中国也有几段并不长的历史时期，市场的作用被弱化，甚至消失了。一是两汉期间的王莽改革，二是宋朝的王安石改革，三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改革，最后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应当指出的是，即使这四段时期里国家主义盛行，主要也还是为了应付因为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的经济上的危机。除了这四段短暂的时期，中国的政府跟市场之间一直是很均衡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被中断的文明，中国的经济实践也是这样的。王朝来来去去，经济实践总避免不了这三层市场的结构。今天，我们又回复到传统的三层市场的一个结构。

近代以来的“中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个“中传统”，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贡献，更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贡献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影响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成两段。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要解决的还是一个革命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政治秩序的问题。这一段时期，我们是成功的。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也已经开始了。最初，我们照抄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是很快发现苏联版的计划经济模式不适合中国。所以，尽管当时苏联跟中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但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跟中国版本的计划经济是不一样的，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主要是中央政府的集权，而中国经济活动，包括各方面的权利，甚至产权，是可以“分割”的，是由各级政府来掌管的。中国和苏联后来走上不同的改革道路，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传统”：独立开放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第三个来源，我把它称为“近传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这个实践更广，因为这时中国的经济成长、经济发展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中国跟世界经济互动，中国通过向西方学习，和世界经济接轨，成为今天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但我们要意识到，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制度选择模式，也就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就是中国既取得了发展又保持独立。如果大家放眼当代世界去看的话，很多国家不开放，它就发展不起来；很多国家向西方开放，但是慢慢也变成依附于西方的一个经济体。中国是少数几个既开放又实现了自己独立发展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模式。这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实际上，这个现代化模式也跟第二段“中传统”有关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经过了中国化的。后来改革开放学西方，也从来没有简单地照抄照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适合论”，鞋子穿着合适不合适，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而不是造鞋的人。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跟世界经济互动，跟西方经济互动，我们各方面的体制发生了很大的转型，中国也从20世纪80年代那么穷的一个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更重大的成就，在于过去40年里实现了7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这些都是世界经济奇迹。

从三大来源中寻找中国命题

　　未来要做什么？就大的传统来说，要好好总结传统实践经验。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要去读历史，从2000多年的历史中寻找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资源。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是根据它的文明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基于自己的文明和传统。

　　第二个“中传统”，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要强调中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而不是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评判中国的政治经济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有三大方面的贡献。一是产权制度。马克思根据当时西欧的条件，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根源，所以要消灭私有制。中国现在实际上是混合所有制，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但也容许鼓励民营经济的存在，国有经济跟民营经济一起发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马克思当时根据西欧的情况，认为国家只是资本的代表。但这个论断既解释不了中国的传统国家，更解释不了现在的中国，我们的政府、国家代表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三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或者阶层理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革命与社会变革的理论。在和平时期，大部分国家都是强调阶级和谐、阶级利益协调。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政治主体，它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代表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通过它协调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传统”内容更多了。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有很多创新，比如混合产权理论，还有我们的扶贫经验、追求共同富裕的经验、国家的动员机制、对外开放政策，加入世界经济体又不失独立性，跟世界接轨又对世界规则的贡献，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要创建原创性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就不能以西方的命题为命题。首先是要找到中国的命题。现在做的很多研究都是西方的命题、中国的经验材料，这个现象是不可持续的。如何找到中国的命题？我想近代以来的实践就是最好的中国的命题。我希望同仁们有意识地基于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构建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本文根据会议发言整理，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