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春夫 Nishihara Haruo

　　1928年生，日本著名刑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第12任校长。担任校长期间，兼任日本私立大学团体联合会会长、文部省大学设置·学校法人审议会会长等职。现任日本亚洲和平贡献中心理事长、日中关系学会顾问、公益财团法人矫正协会会长等职。

　　西原春夫是当今日本刑法学的泰斗，主要研究领域为刑法学，对犯罪论体系、过失犯论、犯罪实行行为论等刑法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了著名的“交通事故中的信赖原则”理论，在全球刑法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刑法思想具有较强折中主义色彩，被称为“日本刑法学界少数派的领袖”。代表作有《间接正犯的理论》《刑事法研究》《刑法总论》《交通事故与信赖原则》《犯罪各论》《21世纪的亚洲与日本》和《我的刑法研究》等。

　　西原春夫拥有早稻田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远东国立工科大学等20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头衔，被授予瑞宝大绶章，获得德国政府第一级功劳十字勋章、上海市政府白玉兰奖章。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82年6月，代表当时的工作单位早稻田大学，出席与北京大学缔结学术交流协议的签字仪式。此后约40年间，我89次访问中国，到过中国的34个城市。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中国当时虽已决定实行日后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但那时的中国几乎与以前一样。那时在北京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高速公路或者高楼大厦。现在作为世界商业中心辉煌繁荣的上海浦东地区，彼时是农户散布、杂草丛生的农田。

　　不只是这样的外在层面，精神内涵和现在相比也颇为不同。一言以蔽之，彼时大家都只考虑自己个体的事情和应完成的工作指标，几乎感受不到对周围人的关怀，更不用说服务精神了。那时，中国整体上还很贫穷，除了公务车以外几乎没有私家车。我至今仍会想起早晨的长安街上挤满如云霞般的自行车群，人们缓缓骑行的场面。从国家政策和国家思想方面来看，当时虽然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大方针，但除了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大的思想体系还没有确立起来。我认为，当时也没有“法治”概念。

　　我之所以刻意把对中国各位来说并不愿意回首的过去拎出来讲，是因为通过对比当时和现在，（我们能）从社会科学角度对这一既包括成功又包含曲折探索在内的伟大变化展开正确分析，有助于明确接下来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前的努力方向。从这一点来看，我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亲身持续观察这期间的变化，并且从外国人的视角思考中国的未来，我的想法或许多少可供中国各位参考。

　　过去40年来我与中国的联系，始于一般的学术交流。其形式主要是缔结日中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协议，以及在大学及其他学术机构演讲。作为本论坛的主办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1年接受了我这个外国人而且是日本人的全部要求，安排了6次连续演讲，这体现出多么强烈的求知欲。我在大学演讲数不胜数，就连一向被认为是封闭系统的中国法院和检察院，也能大度地邀请身为日本人的我来演讲，可见胸襟之宽广。

　　但不管怎么说，我在中国的最重大活动还是从1988年开始持续至今的日中刑事法学术交流。具体来说，主要是我创立并推动的日中刑事法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在日中之间轮流举办，每隔一年召开一次。起初，会场上充斥着当时社会上那些慷慨激昂的口号。但是，这种氛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几乎消失无踪，关于法律阐释方面的严谨讨论占据主要位置。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刑法学的开拓者，当时的学界元老都是以苏联刑法学为基础进行研究的，苏联刑法学被视为社会主义刑法学先驱，所以苏联式的犯罪论是当时的主流。然而，正好从那时起，年轻学者们中间出现了以德国式犯罪论为基础构筑中国特色刑法学的动向。我这个外国人的印象是，正因为出现了这种对立，所以才会通过两者相互促进、相互钻研的形式使中国刑法学的水平得以提高。

　　有意愿到日本留学的年轻学者也在增加。当时正好有一家日本公司成立了支援亚洲青少年赴日留学的基金，我担任该基金的运营委员长，因此成功地帮助了25位年轻的中国刑法研究者赴日留学。

　　我不清楚这些对现实是否有所贡献，但20世纪80年代尚未成熟的中国刑法学目前所达到的水平，不要说是与只有100年发展历史的日本刑法学相比，就算是与有数百年积淀背景的德国刑法学相比，也可谓旗鼓相当，甚至还有超越德国的势头。这是令人惊叹的进步。2018年正好是这项学术交流开展30周年，中国的诸位学者邀请10位日本学者在上海举行了纪念研讨会。那年恰逢我90岁，中国25位学者出版了厚达660页的大型祝贺论文集，并赠送于我。大概他们是希望以此举来对我表达感谢和敬意，我的点滴努力微不足道，但中国学者这种超越国界的深情厚谊和博大胸襟让我感叹，而这正是中国发展的基础。

　　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过往，中国人民如今变得多么幸福，一目了然。道路未必平坦，但是中国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会总结探索、努力克服。这是我长期观察到的事实。外国人惊讶于中国的发展变化之大，但这大概正是中国的潜力。中国要解决的问题艰巨繁杂，但中国的韧性也非常强大。我认为，这种跃动感和灵活性实际上是中国发展的根本。不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原本就以“朝向特定目标的发展和提高”，即以“变革”作为政策的前提。欧美和日本等所谓的自由主义国家，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永久存续的，所以它们很难采取旨在超越现状、建立理想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升理论”。而这正是这些国家的缺陷。

　　最后，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我想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那就是，在思考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时，一个非常有益的视角是“当人工智能发展到超越人类能力的程度时，人类的经济政治制度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例如，日本和欧美之所以采取“基于选举制度的议会民主制”，是因为他们认为，要想让政治正确地反映民意，唯有通过选举。在过去人类智慧相当有限的时代里，这是当然的。那么，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比选举更准确地把握民意，具有明显缺陷的议会民主制则会失去存在的根据。这一潮流发展的方向是形成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少数优秀的领导层利用人工智能正确地把握民意，并将其反映到政治上，从而进行统治。人工智能会比人类更准确地探索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自由与约束之间的绝妙平衡。

　　最近，国际社会开始使用“民主与专制的对立”这个术语。上述政体乍一看似乎与古老的专制制度相同，但本质迥异。较之所谓的民主制，上述这种国家统治模式更加依靠人民。经济制度也是如此。虽然到目前为止，让每个企业自主活动，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率，但由此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助长了大气污染等破坏自然的行为。如果能够借助人工智能，由国家来综合性、系统性地整合经济运营，那么上述弊端就能够得到完美解决。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猜到我想表达的观点。如果问，在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结构与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政治结构最为接近，那么这个国家无疑正是中国。

　　中国正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中国的目标是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延长线上建立马克思、恩格斯梦想却未能实现的社会。但实际上，由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人类的智慧未能达到相应的高度，所以他们的梦想未能实现。在人类历史上，中国首次获得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利条件。

　　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潜藏着人类灭绝的风险，但如果人类能够尽全力克服其弊端的话，人类将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赋予实现理想社会的条件。我观察到，习近平主席已经将在实现现代化之后建立理想社会纳入视野。若考虑到与人工智能发展的关联，则这一道路更加清晰。

　　（这是作者在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