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财税政策分析等。

　　在当下的中国，只要稍加静心观察，就会发现，有颇多冠之以“新”的表述环绕着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正处于多方面“新”的包围之中。

　　比如，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同这一主题高度关联的还有，“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除此之外，便是更多的以“新”打头的词汇。诸如新矛盾、新变化、新挑战、新形势、新特征、新要求、新发展、新机遇，如此等等。

　　当然，这其中使用频率最高也是最基本、最深沉、最具标识意义的“新”，是所谓“三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搞懂“三新”，从学理上将“新”在何处、“新”从何来说清楚、讲明白，对于我们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对于我们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故事，无疑十分重要。

　　在中文语境下，举凡“新”，从来都是相对于“旧”而言的，都是要以“既往”为参照系的，也都是在同“既往”的比较分析中来归结不同于“既往”的显著特征和系统性差异的。因而，需要找准作为“既往”、可作比较分析的参照系。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三新”与“既往”之间的时间分界线在哪里？

　　我们深知，新发展阶段就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注意到新时代指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首次提出的新发展阶段，肯定始自2021年而非2012年。明确这个时间分界线，对于理解和把握“三新”之“新”，实在重要。这是因为：

　　其一，只有以2021年为时间分界线，才能将新发展阶段区别于既往的显著特征和系统性差异说清楚、讲明白。比如，有别于既往，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所确定的新的更高目标；亦有别于既往，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还有别于既往，新发展阶段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把握机遇和识别风险挑战的难度明显加大。

　　其二，只有以2021年为时间分界线，才能将新发展阶段为什么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道理说清楚、讲明白。比如，尽管关于新发展理念的内容表述未变，但有别于既往，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三个维度——从根本宗旨把握、从问题导向把握、从忧患意识把握；亦有别于既往，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目标必须从“四更”扩展为“五更”——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基础上添加“更为安全”，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还有别于既往，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行动不仅要与时俱进，而且要更加精准务实，确保落实落细。

　　其三，只有以2021年为时间分界线，才能将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说清楚、讲明白。比如，有别于既往，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绝非局限于经济视域、止步于国民经济循环层面的“畅通”。必须跳出就经济论构建新发展格局、就畅通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维局限，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主攻方向放在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上；亦有别于既往，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绝非局限于经济视域、止步于宏观调控层面的对冲性操作。必须跳出就经济论构建新发展格局、就宏观调控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维局限，着眼于对我国发展全局进行重大战略调整。

　　接踵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说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那么，从不同维度分别明确的这“三新”之“新”，其间有无内在联系？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应当说，在明晰了“三新”与“既往”之间的时间分界线之后，再来回答这一问题，便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首先，新发展阶段之“新”，既然新在发展目标、新在发展环境、新在机遇和挑战所发生的新的变化上，那么，无论是“高处不胜寒”的新的发展目标，还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新的发展环境，抑或是把握机遇和识别风险挑战难度的明显加大，其间所折射的一个基本事实就在于，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安全的分量加大，安全的意义凸显，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这启示我们，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以及危中有机、化危为机的可能性，及时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系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跨越的一个重要关口。

　　第二，新发展理念之“新”，既然新在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加以贯彻上，那么，无论是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还是从由“四更”到“五更”的目标扩展上实践新发展理念，抑或是从与时俱进、更加精准务实的行动落实落细新发展理念，其间所蕴含的一个深刻道理就在于，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发展和安全同等重要，要将发展和安全一起谋划、一起部署。

　　这告诫我们，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密切关注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挑战，凡事从最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在谋划发展的同时精心谋划好安全，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系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条必由之路。

　　第三，新发展格局之“新”，既然新在大不相同于既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那么，无论是以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立场来归结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本质特征，还是从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来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质内容，其间所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就在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奔着统筹发展和安全而去的。其表现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现象上，核心要义则存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考量之中。

　　这警醒我们，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明晰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全过程和各领域，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系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说到这里，可以十分明确地认定，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绝非简单的词汇拼接，而是一个彼此依存、互为条件的统一体。深藏其间的一条主线，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由从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变化到从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新发展理念新要求，再到从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新发展格局核心要义，这一完整的逻辑链条深刻揭示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换言之，存在于“三新”之中的最基本、最深沉、最关键的“新”，就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

　　引申一步说，只有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准确把握并不断提高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才能抓住要害、踩在点上、落到实处，不走偏变样，从而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作为结语，我想特别指出的最后一点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和灵魂，就在于一个“新”字。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的核心和灵魂，也在于一个“新”字。可以说，“新”是关键点，“新”是要害处，“新”是理解和把握“三新”、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理解和把握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总枢纽。

　　（这是作者在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