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8日，河海大学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学学科发展论坛在南京举行。与会学者深入剖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性概念，共同研讨了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生产和社会学学科发展路径，以期为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出谋划策。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

　　与会学者表示，自主知识生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至关重要，学术界需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既是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从农民工这一群体观察和研究社会变迁。他提出“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发展影响了未来的中产阶层状况”“‘新工人’的迅猛发展和农民工发展的式微预示着新时代新的大变革”等观点。他表示，中国的农民工始终保持了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和预期，并为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社会学界相关研究也为此作出了贡献，为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发声，为相关社会政策建言，为农民工这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群体塑造了诚实劳动、奋斗苦干的形象。

　　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宋林飞从民族复兴、和平发展、自立自强、共同富裕、智慧治理等视角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并提出25个标识性概念，阐述其理论创新内涵，从而为正确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持。他提出，民族复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动实践，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方式，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竞争策略，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智慧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联动效应。

　　“社会”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概念。欧洲学者对社会结构进行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东亚学者也对社会结构进行了“本体的一元分析”。自201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张继焦结合前人视角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了本体的二元分析，并提出“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概念，即“二元社会结构论”。二元社会结构论通过“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两个核心概念，揭示了在不同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政府与民间力量在资源配置、产业推动及社会组织中的互动机制，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视角。以“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作为分析工具，可以指导研究者在实证研究中系统考察政府与民间力量在不同领域和阶段的具体作用。

　　数字时代社会学需主动转型

　　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搭建了数字网络。“与工业社会相比较，数字社会有完全不同的连接方式、行为模式、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以及社会结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王天夫表示，在数字生产过程中，最常见的组织形态不是传统科层式的企业组织结构，而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扁平化的平台经济结构。当前，“六度空间”理论等传统社会学理论的适用性发生变化，问卷研究方法也显得效率不高。面对数字时代社会变迁的历史机遇和社会运转方式、底层逻辑改变的挑战，社会学者应积极投入数字社会研究，并基于经验研究的积累，创新研究思路、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与技术，提炼新概念、建构新理论，贡献数字社会研究新知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能关注到互联网时代的青年搭子文化。搭子文化是当前中国都市青年人当中盛行的一种集消费、社交和人际关系拓展于一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对青年搭子文化的考察，是学术界进一步理解当代互联网社会“线上—线下联结”的一个重要参考，也是对数字时代社会微观生产机制的一次观察。搭子文化的兴起，也指向当代中国青年持续适应互联网文化的一个新阶段，具有文化上的连续性。研究青年搭子文化，对理解当代青年人关于公共性的理解、青年的意义寻求和效能感建设等有很大帮助。

　　在数字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加入很多技术因素，但技术只是一种治理手段，并不能解决多数治理难题。谈到如何推进基层治理创新的“去内卷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黄家亮提出，应破除对于技术治理追求的“迷思”，真正面对百姓需求和实践的症结，构建基层治理创新友好型制度体系，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通过“上下结合”的路径实现基层治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