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20日在苏州举行的（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小说研究专业委员会2024年专题研讨会上，来自60余所海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和文学组织的130余位知名作家、学者、翻译家和理论家共襄盛会，共同研讨小说“理论反思与价值重塑”的相关问题。

　　文学理论应回归文学本体

　　20世纪通常被称作“理论的世纪”，各路流派竞相登场，众声喧哗。进入21世纪后，围绕“理论”展开的争鸣此起彼伏：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似乎为“理论的世纪”画上了句号；文森特·里奇的《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则坚信理论并未过时，依然充满生命力和崇高使命。小说与理论有天然且紧密的联系，许多理论流派脱胎于小说创作实践，而小说创作也能反作用于理论的反思与创新。

　　在当今时代，各种“主义”和观念相互交织与冲突，在技术、资本和市场的多重影响下，小说的边界和功能不断更新，深度介入并在某些方面引领了价值观的重塑。（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小说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振武认为，小说理论反思的具体内容涉及对现有理论的批判与重建。特里·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提到，文学理论应重新回归文学本体，并进行建构性的反思。理论并非属于过去，它一直在进行经验总结，具有生成性。

　　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毕飞宇结合自己的小说创作经验，总结了写作过程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的认知、愿望和情感。作品的公信力源自认知，作家的愿望决定了作品的走向，而由生活阅历、阅读积累、道德层面和美学趣味构成的系统性语言则成就了一部好的作品。毕飞宇认为愿望是作品中更为重要的要素。他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例，分析了个体愿望与外部愿望的撕裂，而作家却用“喜”的方式表达了“悲”的事情。情感作为重要因素，能够带来巨大的能量，并始终存在于人类内心世界。小说的意义体现在“别人的判断”“时代潮流”“教育与传承”三方面，作家的作品只有进入学术体系后，才能逐渐成为经典。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蒋承勇将现代小说文本中独特的“审丑”效应与西方传统小说的审美机制区别开来，提出现代实验小说不再是为了“说服”“动员”或“教诲”，而是通过令人震惊的“审丑”生动展现现代社会的现实。实验小说突破了以往的叙事方式，用“痛感”穿透物质文明包裹的表象世界，以严酷的真实感触动人类早已麻木的精神。这种特殊的真实感延展到反常的“丑”，由此引发的“震惊”开启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构建中外文学研究共同体

　　实现区域、国别、民族与文化的跨越，构建文学研究共同体，实现各民族间的文明互鉴，是我国文化“走出去”的真正目的。朱振武呼吁中国学者应在中西文化、哲学与文论的交流中，以中融西、解构吸纳，努力建构立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立场的学术话语。

　　“细节和场景在经典小说中不可或缺，一本好的小说应体现时代性和地方性知识。因此，文学是认识社会的一种方式。”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建军分析了外国小说经典的三大内涵：细节与场景、地方性与时代性知识以及普遍适用的哲理，这些决定了小说中蕴含的人生智慧。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虞建华以历史与文学的相互关系为研究视角，阐述了两者之间互文解读的可能性。他认为，美国历史小说资源丰富，作家通过作品见证并参与历史的建构，提供了补充性、矫正性的历史语境与见解，帮助我们通过文学解读获得对美国历史、政治、文化的全新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从小说个案出发，分析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及其研究对美国政治的现实影响，认为即使在信息化、商业化和人工智能时代，小说及文学仍能对政府决策、法律制定和大众观念产生深远影响。闽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张龙海从文学与科学的互补关系出发，提出科学能够丰富文学的书写内容、创作观念、流派和类型，而文学中蕴含的人文思想与批判反思则促进了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会议由（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小说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和《小说研究》编辑部协办，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