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史学理论发展方向与趋势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开封举行。与会学者把脉当代历史学理论研究现状，聚焦如何提升历史学科的理论化品格等议题展开研讨。

　　将具体实证与理论深化相结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认为，“21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似乎进入了理论的沉寂期”。就历史学界而言，过度依赖具体的实证研究而对理论冷漠，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和综合性。尽管理论研究通常源于对具体问题的探讨，但理论的深化却是不可或缺的。

　　赵世瑜的看法引发了不少与会学者的共鸣。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理论思考的重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提出，史学理论不应被视为一种高不可攀的宏大叙事，而应认识到历史研究中的每一个领域和时期都蕴含着理论思维和体系构建。历史学科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还需要建立宏观的理论框架。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侯建新也表达了对近年来史学理论发展现状的担忧。他认为，史学选题的碎片化是一代学者普遍面临的困境。如果在研究中仅关注小问题而缺乏宏观视野，势必会使研究失去全局性的价值。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郭震旦表示，“宏大叙事的退场”是史学领域的突出变化，但中国史学界在此过程中仅限于对具体历史概念的质疑，缺乏对宏大叙事本身的反思。他呼吁中国史学界提升理论水平，敏锐捕捉理论变化。

　　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也处于略显尴尬的位置。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记录提出，史学史研究相较于断代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显得分量较轻，甚至处于边缘化境地。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振宏认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队伍缺乏专业历史研究者的介入。对此，张越建议，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应打破封闭状态，增强跨学科的交流。

　　史学理论思考需结合历史实际

　　总结近几十年来史学理论缺乏自主性和自觉性的现状，李振宏提出，不应以翻译和介绍西方史学理论来代替史学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应承担起解读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责任。

　　与会学者分享了各自研究领域中涉及的史学理论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认为，西方的封建社会结构与中国的封建社会存在明显差异。在研究社会形态理论时，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避免将西方理论直接套用于中国历史的解释。

　　在宋史研究中，同样存在史学理论误用的问题。浙江大学教授李华瑞表示，20世纪宋史评价发生的诸多变化多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但西方学者的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具体的历史情境，如宋朝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数据，并未得到充分讨论和检验。张越也强调，构建理论框架需要考虑历史的复杂性，而不能简单套用模式化的解释。

　　极端的历史主义也是需要警惕的误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积明提出，历史主义是一种强调回到特定历史场景来理解历史事件内在逻辑和合理性的历史哲学。

　　坚守历史学的价值基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史学出现了诸多思潮。郭震旦认为，“后现代史学的兴起，推动了西方史学的诸多转向，例如新文化史、女性史、性别史等。这些史学实践背后都有深刻的理论动因，根植于对历史观念的解构和反思”。中国史学研究在吸收西方史学理论时，往往缺乏对20世纪后期史学理论进展的充分理解。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卫国围绕“历史是什么”“史学是什么”的问题展开讨论。他认为，后现代史学中的语言和叙事转向逐渐削弱了历史的客观性，但增强了史学史的属性。尽管后现代主义史学质疑历史的真实性，但它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的观点，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后现代史学一方面激发了理论革新和广泛回应，另一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侯建新提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思维使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削弱了历史研究的价值基础。

　　谈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克辉提出了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他强调，只有观察现实，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理解史料的产生过程。

　　李振宏认为，史学理论需要着重研究的领域包括历史认识论，如历史认识的生成机制、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历史价值论问题以及认识检验问题；本体论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历史本体论的研究，如“中国历史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