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战这一概念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中迅速成为全球学术界、新闻界、政治界的热门词语。有观点认为，未来战争将从五个作战领域即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延伸至认知领域。但认知战的界定尚未取得共识，且常与宣传战、心理战、舆论战、信息战、网络战相混淆。

认知战概念的出现与演变是认知科学兴起、发展、完善的产物。图片来源：CFP

　　认知战的出现与普及

　　根据谷歌学术的搜索结果发现，认知战早在1996年就已出现在美国海军研究院硕士生唐纳德·E.埃兰的学位论文《攻击基础设施：探索进攻性信息战的潜在用途》中，不过，此文中认知战只是作为信息战的别名出现。同年，认知战以标题形式出现在美国高级空军研究学院阿登·B.达尔的毕业论文《指挥功能障碍：思考认知战》中，且在美国空军上尉约翰·博伊德提出的“观察—定位—决定—行动”（简称OODA）理论基础上建构了认知战框架。该框架包括三个类别：指挥基线、压力源和欺骗。指挥基线指导致对手决策的认知特征，压力源指给予对手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以限制其决策能力，欺骗指用不同类型的技巧来误导对手做决定。达尔表述的“认知战”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辅助性，即辅助物理域（包括陆地、海上、空中、太空领域）的军事战；二是短期性，即主要诉诸短期的认知效果。

　　2005年后，以认知战做标题的文章逐渐增多，如《战略影响》2007年第3期的文章《基于知识的战争：认知战》指出，认知战是基于知识的战争，是一场以知识为武器的知识领域战争。尽管战争一直依赖于信息即知识，但知识战并不是基于将信息转化为武器的信息技术，而是将知识的形成作为战略，即操纵知识并将其纳入混乱系统。认知战还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兴趣所在，军事和政治战略研究尤其强调知识的决定性作用。美国海军军官斯图亚特·格林2008年的学位论文《认知战》认为，认知战既包括军事诈欺、媒体宣传、灌输和审查等短期性的心理战、信息战手段，也包括培养观念、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长期性的意识渗透、话语改变等手段，其目标是破坏敌方的战争意志，甚至获得敌方对战争的支持，而非摧毁其战争能力。

　　2017年8月14日，时任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文森特·斯图尔特在国防部情报信息系统2017全球会议上发言指出，“第五代战争是认知战”。2017年8月15日，美国《信号》杂志的数字新闻媒体总监金伯利·安德伍德发表文章《认知战将成为战斗中的决定性因素》。2017年9月17日，时任美空军参谋长的大卫·戈德芬在美国空军协会“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宣称，“我们正在从消耗战过渡到认知战”。美国军方对认知战的战略地位的论断推进了北约的系列研究。2020年3月，北约发布的认知战项目书《作战2040：北约在未来将如何竞争》指出，信息和认知战将在未来的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2020年秋，北约发布报告：《认知战：对真相和思想的攻击》。同年6月，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委托前法国官员弗朗索瓦·杜克鲁泽尔作为北约创新中心的经理，并赞助他对认知战进行为期六个月的研究。2021年1月，杜克鲁泽尔发布报告《认知战》。2021年6月21日，北约召开了第一次认知战科学会议，发布会议报告《认知战：认知主导的未来》。2023年3月16日，北约又发布报告《对认知战的缓解和应对》。

　　总之，美国对认知战的研究最早，且推动了北约对认知战的高度重视。他们对认知战的战略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从辅助到主导的过程；对其运用对象也经历从军人到公民；对其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信息干扰即利用虚假信息干扰对手的决策，到信息控制即利用大量的真真假假的信息影响对手的认知结果，再到技术控制即利用神经技术、纳米技术等前沿成果来控制、改变整个认知过程。简言之，在技术控制阶段，认知战的研究注重打开认知“黑箱”，从而实现将大脑作为战场，将神经作为武器的目标。

　　认知战的内涵与特征

　　认知战概念的出现与演变是认知科学的兴起、发展、完善的产物。认知科学始于20世纪50年代，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研究，旨在研究人脑和心智的工作原理，包括语言、感知、记忆、注意、推理和情感等心智能力，尤其聚焦神经系统如何表示、处理和转换信息，涉及语言学、心理学、人工智能、哲学、神经科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知识。认知科学下属的认知心理学、神经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脑科学、人工智能对认识与实践认知战的影响尤其突显。认知是通过思想、经验和感官获得知识和理解的心理行为或过程。简言之，认知是知识的获取，包括感知、注意、思维、想象、记忆、判断和评估、推理和计算、解决问题和决策、理解和产生语言等。因此，认知战又被称为知识战。据此，认知战是指根据认知原理，利用种种手段干扰、改变敌人的认知过程，控制敌人的知识获取，以扭曲敌人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并最终影响决策，阻碍有利于敌人的行动。

　　在认知战概念出现或普及之前，对敌人心智争夺的战争被命名为宣传战、心理战、舆论战、电子战、信息战、网络战。其中宣传战、信息战、网络战分别强调做法、武器、场域，舆论战和心理战则强调目标。

　　具体而言，宣传战和信息战只是控制信息流动，对象主要是军人，内容主要是关于战场、战术；而认知战还调控人们对信息的解读和反应，其对象还包括公众，信息内容主要是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网络战主要指利用社交媒体网络传播恶意软件即病毒攻击计算机网络系统，而认知战则是利用社交媒体网络传播恶意信息，如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僵尸账户长期传播大量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以建构或重塑人们的认知。心理战主要改变、瓦解军人的心理，而认知战则力图改变整个国家每个人的认知。舆论战更注重通过大众传播来引导舆论，而认知战则还注重通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来形塑认知。同时，由于舆论和认知的形成机制不同，导致舆论易出现反转和舆论战具有短期性；而认知不易改变，认知战具有长期性。因此，认知战试图让敌人从心理上不抵抗、阻止，或偏离己方的目标，即由内而外摧毁敌人。另外，由于认知战是对认知机制的运用，它基本上是看不见的，看到的只是它的影响。

　　认知战中的前沿技术

　　认知战不仅融合了上述概念所强调的所有元素，而且增加了新内容，主要表现为各种前沿技术。这其中包括纳米技术，如纳米机器人技术、纳米传感器、纳米结构等；生物技术，如生物基因组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神经药理技术等；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技术、微电子技术、穿戴式或嵌入式电子技术等。因此，认知战也被认为是利用技术来改变他人认知的艺术。

　　美国神经伦理学家詹姆斯·乔尔丹诺将大脑描述为21世纪的战场，并研究了神经科学的武器化。由于认知的生物表现是神经元的连接和神经回路的形成，因此关于神经编码信息的惰性或弱点的理论，认知偏差的形成、认知错误的可能性、知觉的操纵、注意力广度的淹没或操纵、认知压力的诱导、认知流畅性的运用，都成为认知战的战术。如利用纳米技术、嵌入式或可穿戴式电子设备、神经科学技术、化学认知增强剂来增强士兵的认知能力，修复神经损伤，快速祛除疲劳，拓展运动能力极限，打造“超级战士”。利用脑机接口技术读取俘虏的大脑信息，或擦除俘虏的记忆使其成为间谍，甚至从受伤官兵的大脑向其他队友的大脑转移位置记忆、作战技能与战况信息，以提升队友认知能力。

　　互联网及其所催生的社交媒体、大数据、自动化算法、人工智能等，不但能操纵网络信息的发布，而且能操纵网民认知的各个环节。首先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照片当头像，冒充虚假的“独立”新闻机构和虚假个人注册账号。这些账号复制粘贴相同的内容，循环炒作，再制造热门标签引起话题讨论。其次，利用社交媒体和大数据对用户画像，包括用户的习惯、信仰、偏好、关系网等，找到敌人中那些意志薄弱、价值观不牢固、最有可能被己方价值观或意图攻破的用户。再次，利用算法将信息进行精准推送、对网络搜索结果进行定向排序，从而形成一个个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回音壁，使得网民认知发生偏差，导致社会意识分裂，引发反社会情绪，引爆社会矛盾。最后通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进行长期、循环的报道和信息推送，从而改变对手的认知结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因此，在数字语境中，认知战利用高新技术试图侵蚀支撑敌方社会的每个信任，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其潜在目标是一个国家的整个人力资本，因此又被称为“心理—社会—技术战”“大脑争夺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流程、效果研究”（22ZDA08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