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社会学的兴起成为晚近社会学最令人瞩目的发展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它已成为当今西方学术界一股四处激荡的“湍流”，而柯林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声称“历史社会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37)。在今天，其阵营蔚为可观，名家云集，有一批声誉卓著、影响盛隆的知识分子侧身其间，如福柯、斯考切波、蒂利、布迪厄、吉登斯、安德森、华勒斯坦等；同时还建构了自己专业性的研究刊物(如《社会科学历史》《历史与社会》《跨学科历史杂志》)、研究文集(如《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历史社会学手册》)、研究组织(如社会科学历史协会)，举办了多次国际性会议。然而，关于何为历史社会学，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进行界定，在其学者群内部，也是歧义丛生。正如蒂利自陈的：它不具备完整的知识一致性，其共同性主要来自所用方法和材料而为世人接受(38)，其最根本的，是实现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融通汇聚、有机结合。

　　有史学家指出，约在1870到1930年间，历史学发展成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即“先进的、专业的或学术的历史学之典范”得以确立(39)。其中，兰克可谓居功至伟，一举确立正统主流史学范式，后人称之为“历史科学之父”。他申明：历史学的任务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如实直书，不惮细微，不究意义。卡尔说这影响了英法德等国整整三代史学家(40)。阿克顿在撰写巨著《剑桥近代史》时，几无保留地践行了这一点，宣称历史是“经验所揭示的记录或事实”；而其继承者伯里(J.B.Bury)相信“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41)。

　　兰克奠定的科学史学(以史料考据和还原事件为中心)，很快战胜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历史哲学传统，但在高歌猛进的同时，问题也不断呈现，形成公认的“史学危机”，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视野过于狭窄，集中于政治史，偏爱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还原性研究，几成“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成功的历史运动”之史学(42)；这既不能充分把握历史的复杂性，也远远跟不上当代的历史变化——如科技和经济日益重要、普通民众日益闪耀于历史舞台等(43)。第二，对历史事实的痴迷和膜拜，导致了“文献拜物教”(特别是档案拜物教)；史学成了文献堆积和一个个事件深耕细究的“琐碎史学”、机械编排的“编年史学”，沉迷于“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而严重“缺乏洞察力”(44)。第三，“严谨的事实的陈述”成为其最高准则，再现而不分析，历史学成了单纯的追溯和陈列、叙述，不关注历史事件、现象的起因、结果，甚至不认为存在内在联系或普遍趋势、规律，更不谈及它们在当下的意义和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价值。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麦克尼尔曾总结说，这种琐碎的历史编撰学“与散乱、混杂和无意义渐行渐近”(45)；历史学则由此“使自己脱离了作为普遍规律的科学”(46)。第四，归根结底，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历史概念、历史理论的拒斥，缺乏必要的反思性和理论建构。兰克史学除了在事实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何以可能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受到广泛诘疑外，在以上四个方面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促使现代史学发生重大转向。20世纪20年代，呼唤史学新范式逐渐成为一股强劲潮流，30年代以降，各种“新史学”(如年鉴学派、英美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派等)纷纷登场。其核心诉求有：

　　其一，强调要扩大研究对象、范围，超越传统的政治史、国家史、帝王将相史，其结果一是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历史”即“普通民众史”，二是出现了把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关联起来的整体性的“社会史”。

　　其二，要想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单一的传统史学方法不敷使用，跨学科综合研究势在必行。率先倡导“新史学”的鲁滨孙特意呼吁，历史学必须放弃“个体主义”，“精通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基础与初阶的社会学，以及各个专门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等”(47)；而早在1900年，法国的贝尔创办《历史综合杂志》，批评传统史学封闭、狭隘、支离破碎，代表人类全部经验总结的新史学只能是在和其他学科综合过程中形成；勒高夫等人总结说，新史学一是坚持总体的历史，要求“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二是跨学科、专业，葆有“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48)。

　　其三，强调历史学不仅是对事实的陈列、叙述和还原，更是分析、解释和探掘，关注历史事件的起因、结果及其当今意义。卡尔的名作《历史是什么》公开声称历史学就是现在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要理解过去以“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穷究到底”即探寻主要原因或第一动因至关重要，因为“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49)；年鉴学派元老布洛克坚信，历史学绝不能是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要“合理归类”，探究“未来的可能性”，“寻找原因之流”(50)；年鉴学派干将布罗代尔直截了当地提出，历史学“是一种关于现在的研究”(51)；勒高夫等人则辩证地宣称，新史学“注重现在与过去的关系”，既“通过过去理解现在”，也“通过现在理解过去”(52)。

　　其四，为此，新史学强调一是要结合必要的抽象理论解释历史现象，二是把历史事件和内在的抽象社会结构关联起来。英国历史学家琼斯明了地说：“理论性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历史学家要使他的著作有深度，“就必须采取非历史学的方法和原则”(53)；而米尔斯同样直言，“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确实要求发掘细节，但它也鼓励人们开拓眼光，把握社会结构发展中时代的关键事件”(54)；布罗代尔甚至吁求以长时段的“结构史”取代传统的“事件史”。显然，历史学转向“新史学”即当代转向，“社会学转向”是其中尤为突出的维度，所谓“跨学科研究”中，首当其冲的是吸纳社会学。这一则表现为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使史学和传统社会学研究领域走向重合；二则表现为史学同样开始关注如历史规律、主要趋势等内在的普遍联系，开始强调整体性研究，关联到传统社会学的立家之本；三则表现为自觉运用传统社会学的强项——社会理论，特别是其关于社会结构、社会规律的抽象理论模型、框架来分析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背景。布罗代尔为此声称，在其长时段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社会学“简直是亲密无间，融为一体的”，凸显“结构组合的历史”(55)。由此涌现出一批具有明显社会学倾向的著名史学家，如以布洛克、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一、二代的年鉴学派；以汤普森、布伦纳为代表的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摩尔、斯考切波、蒂利、迈克尔·曼等具有师承关系的“回归国家学派”。

　　社会学在其初创期，尽管知道运用历史材料来追因溯源、探寻规律，但总体上对历史学相当轻视。孔德毫不客气地认定：“历史学家是毫无用处的逸闻趣事的编者”，而“历史资料是稚气的搜集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零碎”(56)；斯宾塞颇为轻蔑地说，“历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对民族生活的叙述，不过是为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君王传记之类的历史学“对社会科学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启示”(57)；还说，当掌握了真正的人性理论时，就不需要历史。稍后，对社会学的形成起关键作用的涂尔干，虽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完成《教育思想的演进》等社会史学的典范之作，但其工作核心却是研究当下社会的现状，并批评当时历史学家流连于短暂事件，忽视社会结构和集体表征，炮制了“肤浅的表象”。

　　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主阵地移转到美国，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使社会学的研究重心转向当下社会，大量汲取博厄斯等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法，深入细致地探究诸如当前城市中的贫民窟、失业、移民、黑帮等具体而微的社会热点问题。社会学逐渐走向“对历史的摒弃”(58)。而到现代社会学之集大成者帕森斯那里，结构-功能主义大行其道，它长于建构“宏大理论”而不太关注细节，自然和历史学很难亲近起来；更重要的是，它偏向于挖掘共时态的社会结构，历时态受到冷落，以致“把模式观或结构观理解为不受时间影响的互动现象”(59)。正如蒂利所说，这样的研究“没有时间、地点”，社会学家变成了“结构专家”(60)，社会学和历史学进一步疏离。

　　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因其抽象演绎和现实明显脱节，即便其学生默顿提出“中层理论”也无法挽回其颓微之势，其后社会学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美国主流社会学由此走向另一极端，以S.A.斯托福和P.F.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社会学，把帕克等人的经验观察和定量研究结合，使之向定量化方向发展，社会学家喜欢使用各种计量、统计方法来研究一些细枝末节的现实小问题(时间、空间、人群三种意义上的)。这既疏远了抽象理论，也与历史学越发疏离。关注行为科学化的社会学发展，加重了这一点。斯通总结说：“社会学陷入静止的社会观这种状态中，部分是因为它对社会调查技术的过度青睐，部分是因为它对功能主义的迷信”(61)；布罗代尔进一步分析说：这些社会学家专注于对似乎停滞于某处的问题之解答，或不属于任何时代的重复现象，几乎一直回避社会时间(62)；以致吉登斯慨叹：“在正统共识占主流地位的时期，社会学与历史学实现了最彻底的全面分离。”(63)

　　不过，西方主流社会学的这一发展路向也遇到强烈的反对。20世纪50-60年代，随着一批具有强烈历史学取向的社会学家如米尔斯、布尔迪厄、本迪克斯、吉登斯等的崛起，这种反对达到高潮。布尔迪厄断言，将社会学和历史学分离开是灾难性的，在认识论上完全缺乏根据(64)；米尔斯认为，非历史研究常蜕变为对有限环境的静态研究，“如果不运用历史，不具备心理事件的历史感”，社会学家不可能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完整的表述”(65)；本迪克斯强调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要依据具体的行为观察和历史证据来进行抽象，不能脱离历史事实(66)；吉登斯多次强调，把历史学和社会学人为地僵硬划分，是一种错误，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是淡化和模糊社会科学内部的划分和界线(67)。这些人的努力，促使社会学历史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