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发端于浙江，逐步推广至全国，经过二十多年持续推进，已从早期以垃圾清理、厕所改造、村容整治为重点的人居环境治理，发展为融合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文化传承等多重目标的系统性工程。这项工程之所以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关键在于它引导相关参与者超越表层问题，在改善人居环境的过程中，触动了乡村发展理念和治理方式的深层变革，集中体现在动力机制、实践路径和制度保障三个维度。

　　其一，以党建引领与制度创新协同构建长效推进机制。“千万工程”持续二十多年，背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作支撑。从省级统筹谋划到县乡主抓落实再到村级具体实施，构建起责任清晰、协同高效的组织体系。在人居环境领域，财政奖补、考核激励、长效管护等制度确保了工作不因人事变动而中断。以厕所管护为例，浙江推行“所长制”，实现了“有水、有电、有人管”的常态化运维。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使“千万工程”成为系统推进乡村建设的典范。

　　其二，以环境整治为切入点激活了乡村内生动力。“千万工程”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标准，着眼农民最关心的垃圾、污水、厕所等身边事。浙江通过村民议事会等让农民全过程参与，“保护森林”被写入许多村庄的村规民约。从“要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恰恰发生在环境整治的具体事务中。农民发现门前溪水变清了、垃圾有人管了，乡村建设就不再是外部强加的任务，而成为内生的发展需求。

　　其三，以分类施策为方法探索出差异化发展路径。浙江各地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差异显著，简单套用同一模式容易造成“千村一面”。实践中，各地根据自身特点探索出不同类型：城郊融合型村庄对接城市功能，特色保护型村庄主打文化生态旅游，集聚提升型村庄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例如，安吉余村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型便是典型。该村关闭矿山、整治环境后，依托竹海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从资源消耗型到生态友好型的转变。类似的做法契合乡村类型多样的基本国情，为不同地区提供了因地制宜思考发展出路的样本。

　　环境整治之所以能从一项具体工作升华为系统性的乡村建设方法，根本原因在于它找到了连接群众需求与国家战略的实践支点，对其他地区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具有重要启示。

　　其一，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如前所述，环境整治之所以能够激活内生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垃圾分类、厕所改造、污水治理等工作具有可见性、可感性，农民的参与意愿更为直接。当环境整治从单一清洁行动扩展为涵盖生态保护、产业培育、文化传承的系统工程时，它就不再是孤立的工作，而成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支点。

　　其二，因地制宜是经验转化的关键变量。“千万工程”经验在不同地区的转化，必须正视区域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浙江财政和市场条件较为充分，中西部地区面临财力有限、产业基础薄弱等约束，简单复制浙江模式难以奏效。“千万工程”提供的并非标准化操作方案，而是一种“从实际出发、分类施策、循序渐进”的工作思路。发达地区可参照“三大革命”标准全面推进，欠发达地区则可从垃圾清运、饮水安全等环节起步，条件成熟后逐步拓展。关键在于能否找到适合本地实际的切入点和推进节奏。

　　其三，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整治的成效能否持久，取决于它能否与乡村产业发展形成正向循环。安吉余村关闭矿山后发展生态旅游，丽水景宁将废弃矿区改造为文旅综合体，义乌李祖村将治理后的臭水塘打造成农文旅业态，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是，环境改善为产业导入创造了条件，产业发展又为环境维护提供了资金和动力。对其他地区的启示在于：环境整治不能止步于“干净整洁”，必须同步思考如何将整治成果转化为发展资源，但产业导入不能超越发展阶段盲目追风。

　　“千万工程”经验要在不同地区落地生根，必须有扎实的制度保障。基于上述分析，以下三方面的制度供给尤为关键。

　　首先，强化县域统筹规划能力。县级政府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在环境整治中要强化主体责任，推动基础设施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管护。更重要的是，县域统筹应包含对不同村庄的分类定位，明确哪些村重点发展、哪些村保持现状、哪些村逐步萎缩，避免“一刀切”式全面推进。财力有限的地区可通过片区化推进实现设施共建共享，降低建设和管护成本。

　　其次，完善多元投入与长效管护机制。乡村建设需要持续投入，单靠财政资金难以持久。一方面要落实“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要求，确保财政投入只增不减；另一方面要创新投融资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适合乡村建设的信贷产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管护层面素有“三分建、七分管”之说，需建立常态化机制：完善村规民约、推行积分制和门前三包；集体经济好的村庄可安排专人，条件一般的村庄组织村民轮流值日。关键是让管护成为常态，而非迎检时突击整治。

　　最后，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当前有些考核导向不完全符合工作实际，建立符合乡村建设规律的考核体系，既要看硬件也要看软件。考核标准还应体现区域差异，发达地区标准可以更高，欠发达地区则应重在巩固基础、稳步提升，不能以同一把尺子衡量不同发展阶段的村庄。只有把考核指挥棒指向实处，基层干部才能把心思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千万工程”的方法价值，在于它以环境整治为切入点，探索出一条从具体问题到系统变革、从浙江经验到普遍方法、从单一目标到多元协同的乡村建设路径。学习运用这一经验，核心在于把握其“从实际出发、分类施策、循序渐进”的方法精髓，在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建设中找到适合自身的转化路径。

　　（作者系吉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