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围绕引导青少年合理用网、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建言献策，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于2025年12月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据澳大利亚政府1月16日介绍，自禁令生效以来，已有超过470万个相关账户被关闭。目前，多个国家已表示对推出类似措施持开放态度。与此同时，立法进展的动向促进了相关学术探讨的进一步深入，还推动了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

　　社会生态变迁为学术界提供了观照现实的契机。《自然》杂志官网新闻提到，对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澳大利亚颁布的这项政策带来了一场探究社交媒体限制对年轻人影响的“自然实验”。由于禁令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澳大利亚本土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对政策反响进行了分析。莫纳什大学媒体、电影与新闻学院教授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等人对1598名澳大利亚成年人开展的调查发现，79%的受访者支持这一规定。对于不同年龄的受访者来说，50—64岁、6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分别有80%与87%的人支持禁令，禁令在18—24岁的受访者中支持率相对较低，但也有72%。调研结果还显示了跨越政治倾向的共识。

　　为了让主要受影响群体，即16岁以下青少年更好地接纳、适应生活上的变动，学者们也为家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墨尔本大学精神医学系研究经理克里斯蒂安妮·基欧（Christiane Kehoe）和迪肯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伊丽莎白·韦斯特鲁普（Elizabeth Westrupp）解析了青少年因社交媒体禁令“闹情绪”背后的神经学基础。学者认为，青少年因社交媒体使用受限而产生悲伤、失望等感受，这是他们需要得到帮助的信号，不应随意给他们贴上负面标签。青春期意味着社会、神经和情感层面的显著变化。青少年的大脑天然倾向于与同龄人建立连接，且对来自同龄人的反馈更加敏感。与此同时，负责控制冲动、管理强烈情绪和进行长期规划的大脑区域尚处在发育阶段。当青少年声称不能使用社交媒体造成“隔绝感”时，并非刻意夸大其辞。实际上，他们的神经系统正在对社交反馈的某种缺失作出反应。支持青少年并不意味着必须同意他们的看法，但应当正视他们的情绪状态。

　　尽管该禁令可能为亲子关系带来新的挑战，但这只是长期潜在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师凯瑟琳·佩吉·杰弗里（Catherine Page Jeffery）表示，社交媒体已然成为引发亲子冲突的一大原因，亲子间因屏幕使用时间等发生争执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实施禁令的考量之一，即帮助家长应对这种棘手的局面。不过，尽管家长们今后可以在和孩子沟通时援引这项政策，强调“规定就是这样的”，但他们也不能因此轻视自身作为监护人的引导作用，造成缺位。父母要帮助青少年理解规定背后的依据，在交流中了解孩子浏览内容、网络行为等方面的情况，持续助力青少年数字素养技能提升，为青少年探索网络空间提供支持与指导。

　　鉴于禁令生效时间尚短，其长效影响将逐步显现出来。在人口学意义上，“不使用社交媒体的青少年”所构成的人群队列年龄尚幼，他们的生活轨迹有待持续观察。当前阶段围绕禁令展开的评价与解读主要是一种展望性的判断而非实证评估。这场“实验”才刚刚拉开帷幕，它将如何重塑澳大利亚新一代青少年的成长经历、人际关系与数字体验，又将为全球数字治理建设提供哪些启示，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有赖于长期追踪关注。

　　在家长与子女之外，禁令本身及相关讨论还凸显了另一对十分重要的关系——平台与用户。青少年网民的特点对网络生态治理与公共卫生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从全面的视角来看，以年龄为依据的准入监管有其独特功效，但只是整体应对方案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技术专员卡西·雷德里希（Cassie Redlich）等人看来，如果不对无尽滚动、推送通知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平台功能进行管控，当年轻人达到规定允许的年龄以后，他们所面对的仍旧是不安全的网络环境。

　　对于那些对心理健康构成最显著威胁的特征和做法，政策制定者应当予以规制，其中包括通过设定默认时间限制、提升用户对通知设置的控制权以及要求平台披露其用于广告和个性化内容的算法等措施，约束可能成瘾的设计元素的使用；督促平台主动识别并删除涉及仇恨言论、网络霸凌、宣扬不当生活方式等有害信息的内容，这需要对内容审核技术进行投资、培训人工审核者并就何为有害内容建立明确、连贯的定义及报告机制；加强对儿童数据隐私的保护，管束以操纵为目的收集使用个人数据的行为，这可能意味着要实施更严格的年龄验证机制，要求平台在收集特定年龄以下儿童的数据前征得家长同意，并禁止将儿童数据用于定向广告。为强化行业问责，还可设立独立的监察机构进行监督，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用户不是符号，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线上空间和线下空间共同组成了当代人的活动场域，线上活动或许会挤压分配给线下活动的时间、精力与注意力。两者的矛盾固然值得警醒，但将两者视为本质对立、将线上空间视为“洪水猛兽”，可能也无助于矛盾的调和与福祉的增加。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埃蒙·麦克罗里（Eamon McCrory）等人提到，尽管生活的日益数字化与年轻人心理健康困扰呈上升趋势有关，但这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在多样的现实社会环境中探索各类关系，能够帮助青少年培养能动性和独立性。然而，想获得这种体验并非易事。以英国为例，2011—202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超过1200家由议会运营的青少年活动中心相继关闭；2010年后，英格兰的青少年服务预算大规模削减。此外，公园和开放空间也面临投入不足的挑战。

　　文化的转变也产生了影响。有学者认为，对青少年安全问题的担忧带来了一种“厌恶风险”的育儿文化。在学校里，学业压力增大和对优异表现的追求也让孩子们牺牲了玩耍与探索的时间。研究发现，相比之前的世代，今天的孩子们在自由漫步、户外玩耍、与同龄人交往方面拥有的自由度更低。探索尝试、经历挫折、培养社交技能的机会被压缩，在社交生态系统“稀薄化”的情况下，数字平台“趁虚而入”。在麦克罗里等人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年轻人是否身处线上空间，而在于数字生活趁势填补了线下空间萎缩造成的缺口。他们建议，要重新构想并积极建设为人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撑的社会架构，加大对青少年服务、户外空间、社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确保孩子们在拥有丰富社交体验的环境中成长，为他们的终身福祉打下良好基础。数字生活必须成为现实生活的有益补充，而非取而代之。

　　在“社会的数字化”与“数字的社会化”深刻融入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禁令不仅展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实践，更掀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实践仍在继续，对话仍在进行，人们也将继续探索技术与现实协同联动的可行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禹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