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重点和难点则集中在乡村。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等诸多学者共同倡导和推进下，县域研究已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县域社会学”研究也逐渐在中国沃土中生根萌芽，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自觉实践。在此背景下，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雄撰写，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作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贺雪峰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耿曙联袂推荐的《大国县治：过程与机制研究》（下文简称《大国县治》）一书近期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正式出版。该书以县域社会为整体，以县域经济增长的角度切入研究主题，观照县域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可谓是县域社会学研究一部新的探索之作。 

　　一、县域经济增长的基层政府实践：不只是经济表象 

　　在该书中，作者围绕县域经济增长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分析和论述时，又不囿于县域研究这一微观领域“就事论事”，而是非常注重“县域”这一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这使得该书在涉及县域经济增长及基层政府实践方面的现实问题时，力求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背景出发来看待问题。该书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融合国家发展主义视角、人类学视角和地方性视角，聚焦县域基层政府如何推动县域经济增长这一基本问题，重在剖析县域体制内，以党政体制为内核，以党政科层组织为载体的经济增长过程与机制。 

　　作者以东部地区沧浪县（化名）为例，对该县2001年至2018年期间，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员方式和过程、整体目标考核制度实施，以及干部群体行为都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分析。“县域社会也就成为各类要素集聚、人们互动的有边界的基层区域”，“探讨县域经济增长与基层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没有对县域社会的分析必将是残缺且不深刻的”。（P29）作者从方法论上把县域视为一个系统和整体，经过对各类文献资料和经验事实抽丝剥茧式地剖析，进而呈现出县域政治、经济和社会深度融合、相互影响的复杂形态。 

　　在县域整体研究的基础上，该书具体从三个视角分析，基于国家发展主义视角，描述了宏观的党政体制和中观的党政科层组织具体如何在县内进行行政动员和在县外进行市场动员。基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县域干部群体的角色扮演和行动策略，不同级别的干部个体的心路历程和命运前途。基于地方性视角，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的国家治理权力延伸和县域工业现代化进程，遭遇积淀已久的县域地方性的反向冲击是不争的事实。这三种视角的综合应用，对县域整体形成立体式的深刻认识，尤其是地方性成为理解县域基层干部激励方式、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现实困境的重要因素。 

　　二、县域基层干部何以激励：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贺雪峰曾就区域比较的方法指出，“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明显，对中国的认识与了解要从具体经验开始，但又不能局限于具体经验，因为具体经验认识的加总并不等于对中国的总体认识。”我国东部地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但并非都是同步快速发展，省际和县域之间有较大的差异。作者指出，在自上而下的经济增长目标要求下，沧浪县从2000年初才开始从农业县向工业县转型，其基本路径包括招商引资、征地拆迁、建工业园区、实施工程项目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形成相互支撑的“组合拳”。 

　　具体分析时，作者通过查阅大量文献、人物访谈和事件分析指出，沧浪县多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工作绩效考核制度、干部选拔晋升制度作保障，逐步强化为“经济强激励、政治弱激励”的特征。这种特征集中体现在县委严格细分全年经济增长指标任务。作者基于治理结构、过程与干部行动的关系指出，在县域党政体制多年持续组织动员和激励制度作用下，基层干部以其反思性和能动性采取不同的策略推动经济增长。

　　三、人文情怀：亲身体悟和现实反思 

　　《大国县治》作为县域社会学研究的一部探索之作，离不开作者研究历程的特殊性。正如曹锦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有他不少的亲身体悟和现实反思。”据笔者所知，作者自幼生长在农村，大学毕业后有较长一段时间的县域基层实践经历，曾深入实地参与观察多年。因此，该书作为他多年的实践经历与思考的产物，最初入场并非为了“发现学术问题”而进行短期、有意识、有目的的调研，而是基于对乡土的深刻认知和感怀，浸润于县域基层实践的“醒悟”，有感而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搜集和整理的县域各类文献资料和个案访谈资料十分丰富而详实，为该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扎实而有力的支撑。此外，全书字里行间自然流淌出一种理性和感性、宏大与细碎交融的思考。 

　　当然，该书在取得上述突出研究成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存在某些难以回避的“缺憾”：一是作者有关县域经济增长的过程反思，需要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史相结合，与中国数千年治理制度相结合，如此才能更加辩证、全面认识大国治理中县治的困境和挑战；二是资料收集加工和剖析深度还不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回应现实问题的力度；三是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本书所引用的文献及考证内容相当丰富，但篇末却未附相关参考文献，留下些许缺憾。这些都有待于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聚焦和深耕这一领域，取得新成果。 

　　《大国县治》一书作为近年来县域社会学研究的探索之作，尽管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但仍然不失为国内学界关于县域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力作，不仅在理论层面深化了县域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对于推动县域社会学研究在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进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在实践层面对于推动当前我国县域基层治理现代化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咨询作用。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