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班晓悦）2月23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社会保障学术大会之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专题论坛在北京举行。

　　坚持改革创新，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社会救助体系由保民生、救急难的一整套制度框架构成，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大学教授岳经纶提出，改革需系统性把握八组核心矛盾：一是扩面与提标，低保制度需扩大覆盖面并推动整体救助体系扩容；二是生活救助与专项救助，主张专项救助应强化功能定位；三是现金救助与服务救助，肯定“物质+服务”模式创新，但需警惕服务救助概念模糊、财政支持缺失及过度依赖社会力量等问题；四是身份与需要，呼吁突破“低保户身份绑定救助”现状，合并特困供养与低保对象，按家庭结构动态测算需求以化解“福利悬崖”；五是“守门人”与“助人者”，强调需平衡资格审查技术严控与人性化服务，遏制“关系保”同时建立容错机制；六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主张政策设计应以相对贫困为框架，立足“基本生活”底线并探索“体面生活”目标；七是社会救助与基本公共服务，需警惕两者挂钩加剧公共服务供给不平等；八是守正与创新，既要坚持救助兜底功能，亦须应对相对贫困时代新挑战。

　　临时救助制度自2007年建立以来已逐步覆盖突发性、紧迫性困难群体，尤其在脱贫攻坚、疫情灾情应对中发挥了托底作用。四川大学教授张浩淼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转变理念，将临时救助从“补充性制度”提升为与低保并列的“支柱性制度”，强化其应急性与预防性功能；二是完善制度设计，明确覆盖流动人口的范围，拓展实物和服务救助形式；三是优化实施方式，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基层专业能力，引入社会组织参与服务供给，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救助模式，以应对流动人口风险与社会救助需求的新挑战。

　　中国在帮扶工作上有着统筹两类帮扶对象、促进两类帮扶措施相互衔接的传统。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左停提出，防止返贫致贫帮扶是兜底任务，有明确目标标准；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标准相对动态，核心是实现帮扶重心从治贫到防贫的转变。他建议，应以防止返贫致贫帮扶为底线、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为两翼，构建农村帮扶体系。发挥临时救助常态化作用，建立困难村社区发展帮扶基金，多渠道筹措资金；统筹两类帮扶工作，促进救助帮扶精准化，优化帮扶政策目标群体，拓展低收入人口帮扶范围，推动政策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降低困难群体成本与风险，提升其劳动技能与条件，助力困难群体增收致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祝建华提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的核心理念在于从保基本、防风险向促发展转变，不仅要通过“输血”保障老弱病残等群体的基本生活，还要注重对有自我发展能力群体的“促发展”目标，实现“造血”功能。他强调从事后救助到事前预防的重要性，以及关注关键生命事件的干预，善用技术工具降低不确定性，提升政策的前瞻性。他提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的功能目标包括综合评估困难群众的多维需求、破除“碎片化”实现综合高效、消减脆弱性推动智慧化发展、积极主动应对实现温暖运行。当前通过构建动态监测指标体系、建设基础数据平台，遵循适度覆盖与动态调整原则，整合多部门数据，构建全面的低收入人口基础数据库，并保持适度开放性，与其他数据平台联动，实现数据共享。

　　积极应对多重挑战，优化社会保障体制机制 

　　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优化升级带来了重要契机。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社会保障在应对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的作用愈发显著，其可持续性与人口发展需求高度契合，为人口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王立剑建议，应秉持包容性、协同性、均衡性和适应性的理念，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社保内容，精准识别保障对象，整合和统筹社保基金，并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社保管理。通过这些措施，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社会保障可持续性的协同共进，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所副所长田德文提出，低生育率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陷阱，其根源在于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社会与经济三维度的相互强化：养育成本攀升、机会成本增加及性别平等政策与育儿责任分配的矛盾，导致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一方面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高福利陷阱和家庭结构异化；另一方面需针对性降低育儿成本，缓解女性职业与家庭冲突，同时警惕移民政策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郑州大学教授蒋美华提出，社区托育作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婴幼儿健康和家庭幸福意义重大。她建议，一是满足家庭多元化需求，保教合一，丰富供给形式和方式；二是完善社区托育功能，探索社会力量协同办托，推动资源下沉社区，探索开展“1+N”模式；三是推动行业有序发展，制定社区托育点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四是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健全管理机制。她强调，社区普惠托育服务的发展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以更好地满足家庭需求，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云南大学教授谢和均提出，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增强了女性工作的自主性，但也可能加剧性别数字鸿沟。数字经济使工作与生活界限模糊，女性在承担家务和育儿责任的同时，抗风险能力被弱化。他呼吁构建积极的生育保障体系，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担责，扩大覆盖范围，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度普惠生育福利制度，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挑战。

　　湘潭大学教授刘晓静认为，我国儿童福利制度正经历系统性变革，需以审慎态度设计改革路径。从改革起点看，制度已从保障生存权、发展权的基础阶段转向适度普惠，呈现保障水平提升、覆盖范围拓展的双重突破。从改革动因看，多重因素推动政策转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深化，经济新常态下社会投资逻辑凸显，人口结构变迁、人口服务体系重构需求等共同构成制度变革的内生动力。从改革新动向看，需聚焦三大维度持续发力：一是推进儿童福利理念从“补缺救济”向“发展赋能”深度转化；二是建立财政投入长效增长机制，破解区域间资源配置失衡难题；三是加速服务体系专业化建设，通过标准制定、人才培育和技术赋能实现服务提质增效。她强调，改革需在普惠性与精准性、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短期投入与长效发展间寻求平衡，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儿童福利制度体系。

　　山东师范大学尹吉东针对我国现行儿童福利发展中存在制度不协同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优化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制度，扩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惠及范围，提升卫生保健和教育资源均衡性，完善生育补贴机制，强化儿童友好城市、社区建设，扩大普惠性服务，加强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管理，并呼吁加快出台综合性儿童福利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