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概念，强调以生物育种、数字技术等前沿科技，同时通过深化改革盘活农村资源，守住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底线，推动农业从“增量扩张”向“质量优化”转型，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收官之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进一步强化联农带农机制，以特色产业升级、城乡要素融合为抓手，奋力谱写“农民增收、农村增活力、农业增效益”的新篇章。围绕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求是特聘教授卫龙宝。

　　中国社会科学网：纵观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改革”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这是否意味着以改革引领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仍是当前工作的重点？

　　卫龙宝：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延续“三农”工作核心方向的基础上，呈现出系统性更强、改革力度更大、城乡融合更深的特点，既体现了对既有政策的延续性，也针对新形势提出了创新性部署，“改革”一词贯穿其中，此外还包含多项具体改革任务和改革举措。基于文件释放的改革信号与政策实践，改革的重点可以总结为稳产保供、牢守底线、富民产业、设施延伸、文明善治、激活要素六个关键点。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仍面临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资源要素流动不畅、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需要通过系统性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和要素优化配置，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制度保障和持续动力，改革无疑仍是当前工作的重点。改革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障粮食安全的制度保障，也是推动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当前农业农村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既要防止“新瓶装旧酒”的形式化改革，也要警惕“单兵突进”的碎片化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网：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安全稳定供给事关国家安全，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作出了系统安排。对此，请谈一谈您的看法。

　　卫龙宝：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粮食安全的部署，体现了全链条管控、多维度协同的系统思维，从耕地保护、科技赋能到市场调控环环相扣。2024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以法律形式强化耕地红线守护和种业振兴等，通过依托“单产提升工程”推进良种培育、农技创新和智能农机应用，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产能突破。针对粮食安全与区域经济利益失衡问题，将启动实施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以市场化手段破解“产粮大省财政困局”。在供给体系维度，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通过海陆空立体化食物供给体系拓宽食物来源，以结构优化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在风险防控层面，构建起“产能筑基—结构优化—韧性增强”三位一体制度框架，形成抵御国际波动和极端气候的双重防线。这种覆盖耕地保护、科技赋能、利益协调、多元供给的系统性方案，不仅筑牢了14亿人的“米袋子”“菜篮子”，更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内核。

　　中国社会科学网：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并强调要“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应该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卫龙宝：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通过科学技术突破农业的要素瓶颈，推动农业向高效、智能、可持续方向发展，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劳动力素质提升和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三个维度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科技创新依托科研机构与高新企业有机融合，重点突破生物育种、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卡脖子”技术。农民素养的提高，离不开实施乡村振兴人才计划，强化农民技能培训，壮大专业人才队伍，推进产教融合与基层服务。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需要深化土地三权分置，推动适度规模经营进而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标志着农业生产从量质提升向质效革命的历史性跨越。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立足地域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一是技术路径差异化，避免“一刀切”。数字基建发达地区可依托数字化优势，积极推广智慧农业。中西部土地资源丰富但技术薄弱的地区，可重点发展节水灌溉、耐旱作物育种等技术。南方丘陵山区可发展特色经济作物并利用无人机技术，破解耕地分散和无农机可用的难题。二是有机融合农业组织，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依托农企科利益共同体整合研发技术与市场资源，破解产业链瓶颈。比如依托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针对区域性难题开展攻关。三是政策服务配套，强化制度性供给与要素市场化配置协同。完善财政金融协同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流向技术转化环节。健全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长效机制，破除技术下沉壁垒，构建覆盖研发、应用、推广全周期风险防控体系。通过政策工具创新与制度集成，形成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合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出要“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为什么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这次特别强调了县域？这是否表明城乡融合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县域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的一个载体和切入点？

　　卫龙宝：中央一号文件将“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置于突出位置，标志着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进入以县域为支点的战略深化期。这种政策转向并非偶然，是建立在中国城乡关系演进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蕴含着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智慧。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90%左右，县域户籍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52.5%，构成了城乡要素交换的天然界面。县域作为要素配置枢纽，承载着优化要素配置、重构产业生态的核心功能，它既能承接城市产业外溢，又可向乡村延伸产业链条，形成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局面。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表明，县域通过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城乡间构建起要素双向流动通道。其本质是以产业振兴带动县域经济能级提升，既为城市资本技术下乡搭建载体，又为农民就地城镇化提供支撑，在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中培育增长动能。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力，同时为新型城镇化开辟弹性发展空间，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制度设计。

　　站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拐点，县域承载着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使命。创新县域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能够实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效能重组。例如通过“一县一业”特色产业有效激发了特色乡村产业新动能，带来了富农增收、美丽乡村建设的良好局面。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层级，依托“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能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当前，我国正通过开展以县域为统筹单元、以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工程，这一举措将会把县域打造为城乡要素重组、产业重构、空间重塑的战略载体。这一实践创新实现了城乡融合的突破，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杰/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