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的社会意涵

　　修辞的社会意涵，最为鲜明地体现在从“说服”逻辑到“认同”建构的转变上。在古希腊修辞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看来，修辞就是对听众的说服，即让听众能够接纳并赞同自己所持有的观点。他将修辞定位为一种表达与论证的能力，强调其在人际互动中的有效性，但仍以修辞者与受众的单向交流为核心。新修辞学学者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认为，修辞的核心不在于说服，而在于认同。认同的核心内涵在于个体通过符号的共享来建立联系，从而在情感和价值层面孕育出归属感。这种认同的修辞建构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包容性的，也是排斥性的。也就是说，当个体通过共同符号建立认同时，他们不仅分享了语言，更分享了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但认同的建构过程本身蕴含着边界划分的逻辑，因为任何“我们”的建构都必然涉及对“他们”的界定与参照。例如，国家认同的建构常依托于共同的历史叙事、文化符号与传统仪式，这些修辞行为在塑造“我们是谁”的同时，也在界定“我们不是谁”。修辞因而成为社会边界维持和重构的重要机制。呼唤认同将修辞从单向劝服扩展为双向乃至多向的社会过程，揭示了修辞如何在微观互动中生成宏观的社会结构。

　　在追求认同的过程中，修辞不可避免地会延伸至对社会规范与公共舆论的塑造。经由隐喻框架与特定叙事的反复使用，人们对“应该如何行为”的观念逐渐稳定下来，形成社会的不成文规则。而且，有效的修辞不仅能够激发受众的特定情感，如恐惧、希望、愤怒，还能设置问题的性质、归因和责任，进而凝聚共识或制造对立，推动舆论向特定方向发酵。但追求认同意味着公众并非被动接受修辞，他们也会对修辞进行解读、讨论与再传播，反过来筛选、放大或削弱其中的意义。因此，修辞与舆论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双向建构关系。实际上，当人们意识到不同表达会收获不同的社会效果时，人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对特定修辞加以筛选，甚至施加控制。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是强调修辞行为对社会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

　　修辞情境理论为这种社会性影响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就像答案因问题而生，修辞话语也是为了特定情境的需要而生。而任何修辞情境都包含三个核心要素：首先是急迫性，即促使修辞者进行沟通的紧迫需求，它回答了“为什么此时此地的表达如此重要”的问题；其次是受众，即那些能够被话语影响并有能力采取相应行动的群体；最后是约束条件，包括修辞者自身的能力限制和情境中的各种制约因素。因此，修辞活动绝不是任意的语言阐释，而是镶嵌在社会互动的脉络之中，其形式与效果由具体情境所规约。

　　当我们将这种情境化的理解进一步延伸到知识领域时，便会发现修辞的社会意涵还表现在知识生产的自我反思之中。从修辞的立场来看，“事实”作为被接受的知识单元，是通过论证为受众所接受的，知识生产究其本质源于论辩过程。换言之，学术共同体之所以接受某种“事实”，并不是因为它脱离社会语境而具备绝对真理性，而是因为它在特定框架下获得了足够的说服力。修辞批评正是对这种限制性条件的揭示。例如，社会学对“社会秩序”的不同解释，往往依赖于特定的修辞隐喻：功能主义学者倾向于使用有机体隐喻，将社会描述为一个各部分协调运作的有机系统；而冲突论学者则偏好使用竞技场隐喻，强调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权力斗争。这两种修辞选择绝非中性的描述工具，而是潜在地建构着特定的社会观念。有机体隐喻暗示社会秩序是自然的、和谐的，偏差行为被视为需要纠正的功能失调，竞技场隐喻则暗示冲突是社会的常态，现存秩序不过是暂时的权力平衡。这些修辞选择原本具有多种可能性，社会学家还可以选择其他隐喻来理解同样的社会现象。

　　然而，一旦某种修辞框架在学术共同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便很容易被自然化为唯一正确的分析方式，其理论的限制性特征就会被遮蔽，以此为依据的政策建议也就容易偏颇。因此，拥有批判性的修辞意识不仅鼓励研究者更清晰地界定概念，如实地呈现不确定性，它也在提醒学者，学术成果并非只存在于学术内部，它们也可能通过修辞框架进入公共舆论场，进而影响社会认知与政策走向。在这一意义上，保持修辞话语的清晰与透明，减少误导性的表达，不仅是学者的学术责任，更是其社会责任。

　　正如修辞所揭示的情境性知识一样，修辞本身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反映了特定民族的文化内涵。在中国，这种文化内涵鲜明地体现在独特的道德取向上。正如《周易》所言“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所看重的是修辞活动在人们修身养性层面的道德实践。这种强烈的道德取向与多次沦为诡辩术的西方修辞学具有鲜明的区别。此处的“诚”，在儒家思想中居于至高的道德地位。《中庸》有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但锻炼并确立这种内心的真诚却需要修饰言辞。孔子认为“情欲信，辞欲巧”，不仅要求内容上讲求真诚，语言形式上同样需要精巧。这种内容与形式并重的修辞观念，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从《诗经》的“温柔敦厚”到《楚辞》的“香草美人”，从汉赋的铺陈扬厉到唐诗的格律严谨，每一种文体的兴盛都承载着特定时代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修辞不仅是表达技巧，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但是，修辞的时代性特征并非静态不变的。在西方，修辞经过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后逐渐摆脱了诡辩的污名，转而被视为理解社会生活与知识生产的基础视角。而在中国，修辞研究与社会变迁、民族复兴紧密联系。例如，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便是一场修辞实践的革新，彼时的白话文倡导不仅是语言形式的变革，更是通过修辞手段来重塑社会认同与思想解放的过程。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媒体技术的革新和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修辞实践正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数智时代的“短视频风格”“表情包语言”“弹幕文化”等现象，既延续着传统修辞以情动人的内核，又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即时性、互动性和碎片化特征。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凸显了修辞批评在当代的重要价值，也提醒我们反思修辞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价值取向，警惕修辞技巧对“诚”之品格的可能侵蚀。

　　总之，无论是儒家“修辞立诚”的道德取向，还是现代修辞与社会运动、思想解放的紧密结合，抑或数智时代的互动传播与身份建构，修辞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语言技巧，而是一种与时代精神共生的社会实践。因而，思考修辞，根本上要思考社会。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