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联结的数字化进程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以“自我为中心、亲疏远近逐层外推”的同心圆模型，揭示了传统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方式。差序格局的维系高度依赖于血缘、地缘等先赋性纽带，公共交往以面对面在场为主要形式，祠堂、集市、井台等实体空间承载着村庄的公共生活与集体记忆。在这一模式下，社会关系的亲疏次序由伦理规范与日常互动共同维系，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然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正在重塑传统差序格局的社会联结。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人口流动使数以亿计的农民脱离乡土进入城市。空间距离的拉伸使传统血缘、地缘纽带面临功能性弱化，代际联系疏淡、传统公共空间日渐式微。当下，数智技术全面渗透日常生活，为社会联结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可能。微信、短视频平台等成为人们沟通交流、维系关系的新渠道，信息获取方式从血缘、地缘网络转向更广泛的数字触达。传统社会联结的主导地位正在被数字空间所削弱。

　　作为依托数智技术和数字平台形成的虚拟空间形态，数字空间既涵盖纯粹虚拟场域，也延伸至现实空间的数字化映射。与传统交往场域不同，数字空间以“数字在场”的形式实现社会关系的脱域与重构，即身体不在同一物理空间，却可实现实时互动与情感联结。

　　社会联结的数字化重构是在交往在场、公共参与、认同建构三个层面上逐步展开的递进过程。在交往在场层面，数字空间通过消解时空阻隔，使地理距离不再必然转化为社会距离，个体的关系网络从线下的熟人圈层延伸到线上的开放网络，原本松散的社会关联在数字平台的持续互动中获得了紧密化的可能。在公共参与层面，微信群、网络论坛、社交媒体群组等虚拟公共空间的兴起，为个体提供了缺场交往的公共场域，从社区议事协商到公共议题讨论，数字平台使分散的个体得以围绕共同事务进行协商与行动，使公共性的生成机制从实体空间依赖转向虚实融合。在认同建构层面，持续的互动与情感联系凝结为新型数字身份认同，基于共同兴趣、价值或实践形成超越地域与血缘的新型数字共同体，其认同逻辑不同于传统的先赋性归属，而是基于网络化聚合中的共同实践。

　　数字空间中的关系形态

　　数智时代的社会联结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差序格局的简单替代，而是在其基础上叠加数字化特征，生成一种传统亲疏逻辑与数字连接规则相互渗透的关系形态。传统熟人社会的亲疏远近逻辑并未消失，而是被技术赋予了新的表现形式与运作机制。与传统差序格局相比，数字空间中的关系形态呈现出三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其一，亲疏关系趋于可量化与可视化，社会距离的感知方式发生根本转变。数字平台通过互动记录持续生成用户之间的关系画像，点赞、转发、聊天频率等行为痕迹被算法转化为可量化的亲疏指标。传统人情往来中的红包礼数被微信红包、转账所取代，金额、频次与特定日期等数据共同编织出一套新的关系度量体系。社会距离由此获得了数据化的呈现方式，技术系统以可量化的数据辅助甚至部分替代传统的伦理判断。

　　其二，社会联结呈现流动性与可选择性，关系的维系方式从先赋性义务转向建构性互动。在数字空间中，关系的进入与退出成本显著降低，社会关系更加依赖于持续的双向互动意愿来维系。这种流动性赋予个体更大的关系自主权，也使社会资本的积累方式从稳定性积累转向动态性经营。

　　其三，传统权威秩序面临数字化重构。现实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往往与身份、地位、资源紧密相关，而数字空间的去中心化特征部分消解了这些因素的作用。在数字化的交往场域中，知识生产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和数字表达能力成为新型权力资源。传统差序格局中基于辈分与资历的权威秩序，可能因数字能力的代际分化而面临调整。

　　技术嵌入的双重效应

　　数智时代的社会联结转变具有赋能与排斥并存的双重效应，其影响不能简单归结为积极或消极。数智技术在消解时空障碍、拓展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因使用能力的差异而可能制造新的社会分化。

　　一方面，数智技术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极大地拓展了个体社会关系的范围与可能性，使传统结构中的边缘群体能够突破原有束缚，在不同空间场域中建立新的社会联结。乡村青年通过短视频平台展示本土文化，获得城市观众的认可与关注；农村妇女在兴趣社群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获得情感支持与自我价值感；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通过线上社交，缓解物理空间的局限。

　　另一方面，数字空间也可能制造新的社会排斥。当前，部分老年人数字运用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这不仅导致其在信息获取与公共服务接入方面处于劣势，更可能使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传统权威受到削弱。当年轻一代习惯于通过数字空间获取信息、表达观点、组织生活时，数字能力的代际分化可能加剧家庭内部的结构性张力。更深层地看，数字鸿沟不仅体现为设备接入的有无，更体现为使用能力的高低与数字素养的深浅。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偏远地区居民所面临的社会排斥，根源在于数字理念素养、数字运用能力及设备接入条件的差异。当数字能力的差异由个体技能的差距转化为群体间结构性的机会失衡时，一种新的差序便在社会联结的数字化进程中被生产出来，它不再以血缘、地缘的亲疏为轴心，而是以数字能力的强弱为标尺。

　　社会联结的数字化转变，既打破了传统差序格局的时空边界，使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系自主权，也催生了以数字能力为标尺的新社会分化。面对这一双重效应，数智社会的建设不能仅追求技术进步的高效与便捷，更需要关注技术应用背后的社会公平。以社会适配促进联结，用数字包容守护公平。当亲疏远近的规则被数字逻辑所渗透时，如何在技术迭代中守住社会联结的温度，如何在算法配置中保留社会包容的伦理底线，是数智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为此，数智社会的包容性建设需要从技术适配走向社会适配，在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同时，关注可能被技术边缘化的群体，以促进社会联结、增进人民福祉为最终目标。这既是数智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在数字维度的必然要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适配机制研究”（25FSHB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