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逆城市化”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渊源、贝利及其团队对“逆城市化”概念的完整表述以及后来国内外学界对“逆城市化”概念的运用情况进行初步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在三种意义上使用“逆城市化”概念：人口统计视角的“逆城市化”；个体流动视角的“逆城市化”；乡村振兴视角的“逆城市化”。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城镇化和逆城镇化同步推进、并行推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

　　关 键 词：逆城市化/城市化/人口统计视角/个体流动视角/乡村振兴视角　　

　　一、“逆城市化”：“被混乱使用”的概念

　　中国学者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逆城市化”问题，主要是介绍西方“逆城市化”现象和理论，以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起到借鉴和警示作用；[1](P57～62)直到2003年，“民工荒”“逃离北上广”“非转农”陆续出现，中国自身的“逆城市化”现象才开始引起学界关注。[2]近几年，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逆城市化研究不断升温，渐成学界新热点。

　　但是，不少学者开始反思中国学界对“逆城市化”概念的理解、界定和运用，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陈伯君[3]、蔡瑞林、陈万明、王全领等[4]发现中国学界对“逆城市化”的基本认识仍停留在“对现象的陈述和评议上”，没有对其内涵及外延予以深入研讨。段学慧也认为，中国学界对“逆城市化”概念的论证过于简单，只是观点表达，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论证。[2]所以，“逆城市化”概念在中国出现“混淆与名实之间的任意性”“能指与所指发生了变化”；[5]虽然“逆城市化”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也是一个“被混乱使用”的概念，以至于逆城市化的本土研究处于“零散而破碎”的状态。[6]

　　这种“零散而破碎”的状态已经带来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是，城市化和逆城市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二分对立的关系还是并行兼容的关系？逆城市化究竟是与城市化同时存在的社会现象还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以后才替代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新的历史进程？这一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该不该、能不能谈论“逆城市化”。有学者已经认为，中国不具备“逆城市化”应该具备的主客观条件，中国尚未完成城市化就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不符合一般规律，部分地区城市人口向郊区或农村回流只是束缚于户籍的非正常流动，只是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碎片化的非正常现象，所以，应慎言“逆城市化”。[7]二是，对同样的人口流动现象，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逆城市化”，另一批学者却将其命名为“伪逆城市化”，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一方面，不少学者将“民工荒”“逃离北上广”“回乡创业”“非转农”“离城返乡”“告老返乡”、原“农业户口”的军人复员或转业、三年困难时期后政府减少城镇人口、知青“上山下乡”等在中国出现的社会现象都归入“逆城市化”范畴。另一些学者却认为，这些行为不是人们的自由选择，而是束缚于户籍的非正常流动，是“市民化失败”，都是“伪逆城市化”；[8]还有学者将“逆城市化”界定为“城市人口向农村和小城镇的流动”，“逃离北上广”“非转农”不符合这一标准，是“伪逆城市化”。[2]我们理解这里的“伪”字含有“看起来像，其实不是”“表面上像，本质上不是”的意思。为什么“像”呢？是因为确实有人口逆向流动的事实；为什么又在“是”与“不是”的判断上截然对立呢？因为各个学者用了各自不同的判断标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回归“逆城市化”概念的本义。通过梳理国内外学界逆城市化研究的文献，我们发现，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关于“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将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口统计视角下的“逆城市化”概念

　　从人口统计视角来看，“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是一对二分概念，城市化和逆城市化之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个地区、一个社会，要么处于城市化状态，要么处于逆城市化状态，不可能同时存在城市化和逆城市化两种状态。具体的理论逻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某一具体区域(都市区或一个国家)人口地理分布的发展趋势只能是一种状态，要么处于不断聚集、中心化趋势，要么处于不断分散、去中心化状态。在人口统计视角看来，一个区域必然包括中心城市(“核心”)和基于通勤关系的腹地(“环”、郊区、中小城镇、乡村等)，[9]城市化就是人口由腹地向中心城市聚集的过程，逆城市化就是城市化过程出现逆转，人口从中心城市向腹地分散。换句话说，城市化就是中心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快于腹地，而逆城市化则是腹地人口增长速度快于中心城市。

　　第二，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都是人口地理分布变迁历史上的不同阶段。这方面最著名的理论是克拉森等提出的“空间循环假说”，他们以城市中心和周围人口的相互关系为依据，认为人口地理分布变迁历史是沿着“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这一路径演变，分别对应于“城市中心人口增长、外围区域人口下降”“外围区域人口增长快于城市中心人口增长”“城市中心人口减少超过外围区域的人口增加”“城市中心人口减少没有外围区域严重，甚至出现城市中心人口增加而外围区域人口减少”四种社会情形。[10]王小伟、朱红梅也将中国城市化分为起步(1949-1960年)、逆城市化(1961-1965年)、停滞(1966-1977年)和高速发展(1978年以后)四个阶段。[11]

　　第三，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后“物极必反”的结果。不少学者依据诺瑟姆曲线，[12]认为城市化发展到较高水平，一般为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时(有学者认为临界点是城市化水平达到75%左右)，[13](P93～97)城市化速度将放慢，出现人口从城市向农村迁移的现象，即“逆城市化”。而且，从城市化阶段进入到逆城市化阶段需要具备一系列城乡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条件。中国目前城市化率和其他条件均不具备主客观条件，所以应慎言“逆城市化”，一些疑似逆城市化现象都只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常现象。[8]

　　三、个体流动视角下的“逆城市化”概念

　　20世纪以来，学界越来越将“逆城市化”与“城市等级序列”概念关联起来，“城市化”意味着人口从乡村或较低等级城市向较高等级城市流动，而“逆城市化”则是这一趋势的逆转，是人口沿着相反方向、从较高等级城市向较低等级城市或者乡村流动。[14](P137～154)Champion发现，一个区域规模和密度越大，向外迁移的人口比例越高，由此他提出“逆城市化瀑布”概念来描述这一规律。[11]

　　虽然大城市或大都市区的逆城市化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工业时代的社会趋势，整体社会的逆城市化只是较为短暂地存在于20世纪60-80年代，但个体流动意义上的逆城市化一直存在，并不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事物。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界就一直关注城市环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一般认为，“逆城市化”思想源于英国人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他希望建设集农村和城市的人居环境优点于一身的“田园城市”，以此提高城市人群的生活质量。[15]被城市研究界引用次数最多的经典性文献应该是沃斯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一文，他认为，美国城市化史无前例且速度太快，城市社会问题十分严重，主要表现为大型、密集、异质的聚落环境对城市性即城市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包括亲属和邻里纽带消失、社会关系疏远、行为失范、越轨、犯罪、孤独、精神紧张、不稳定、不安全感、无根意识、剧烈分化、金钱经济、符号化等等。[16](P1～24)虽然沃斯的城市环境决定论受到甘斯等人的组合/系统论的质疑和批判，[17]([625～648)但费歇尔的《走向城市性的亚文化理论》一文部分赞同沃斯的观点。费歇尔在该文中虽然不支持城市规模和密度对沃斯描述的越轨和社会解组具有直接的独立影响，但是他认为城市规模和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关键大众现象)将催生反常规亚文化，从而对越轨和社会解组具有间接的独立影响。[18]P1319～13

　　除此以外，大量实证研究甚至科学实验都纷纷得出了支持沃斯命题的结论。对“密度—拥挤”的病理影响的早期证据来自动物研究，对拥挤的动物种群的研究报告了侵略性行为的增加甚至死亡率提高。人类对密度的反应是退出社会生活，需要与大量人群互动的情况可能导致超负荷并威胁到互动的调节，个人会试图退出并将自己与他人分开，以此作为减少与他人接触或重新控制社会状况的机会，冷漠、孤独、紧张、疏远由此产生。[19](P505～530)

　　总之，作为“一个人口集中的过程”的城市化既有就业机会、生活设施、收入水平等“拉力”“向心力”，又日益聚集了社会关系、心理压力、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推力”“离心力”，这成为逆城市化的基本动力。产业结构调整、交通基础设施的变化、21世纪的信息高速公路及远程办公、电子商务、电子购物等为人口分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促成了大规模逆城市化行为的最终产生。

　　长期以来，移民类型并不是单一的乡城移民，而是包括了城市等级序列中的各种方向的移民，比如城市内部移民、同等规模的城镇之间移民、城市向农村移民以及大城市向小城市移民等等。虽然“逆城市化”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才确定的，逆城市化超越城市化成为人口流动方向的转折点也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的事，但逆城市化过程本身并不新鲜，逆城市化的潜在过程是长期存在的。[20](P514～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