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荏苒，转眼已经过去30年。1994年张继焦成为我的博士生开门弟子，他大学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社会学博士对他来说也是致学兴趣的某种转变。他的博士论文《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是他基于在家乡海南琼海的田野调查写作的，也让我从一个新的维度思考社会结构的生成和转型。现在，他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导、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头衔很多。 

　　继焦从他的博士论文开始，一直在思考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阐释，我也一直在关注他这方面的研究。最近他送我一本即将出版的新著《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伞式社会与蜂窝式社会》，并邀我作序，这可以说是他这方面多年研究成果的积累。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研究议题，既是理解社会运作机制的基础，也是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继焦在这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提出了一种新的“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及其分析方法，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继焦认为，欧洲学者曾对社会结构进行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而东亚学者也曾对社会结构进行了“本体的一元分析”，这些分析都难以全面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而在他提出的“二元社会结构论”中，通过“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两种结构的互动，揭示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运行机制。 

　　这的确是一种新的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阐释思路：“伞式社会”代表了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模式，强调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蜂窝式社会”则是民间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资源配置模式，体现了社会的活力与自组织能力。 

　　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迄今为止世所罕见的巨大历史变革。在人类发展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发生过这样大的变动，这无论是对现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体系，还是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都是一个新事物。因此，学界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来分析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二元结构理论，阐释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与民间的自发组织，实现经济的飞跃与社会的稳定，也体现了中国在应对庞大人口规模、历史变革及全球化背景下，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二元社会结构论”及其分析方法也非常重视经验和案例研究，比如继焦的团队通过对晋商的历史研究、温州商人群体的实证分析以及“老字号”企业的案例研究，具体展示了二元社会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领域中的应用。 

　　尽管转眼间继焦也接近耳顺之年，但他始终保持着报国的情怀、研究的激情、理论上的执著追求和对新现象的浓厚兴趣。有朋友与他开玩笑说，他是人类学中更偏爱社会学和社会学中更理解人类学的学者。希望他发挥跨学科研究视角的优势，不断有新的成果推出。 

2024年12月31日，于北京 

　　【本文选自《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伞式社会与蜂窝式社会》序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社会政法学部主任、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