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教授在社会学理论上建树颇多，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四论。这四论被认为是“在世界上提出了具有东方学术品格的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性社会学理论”，他本人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开拓者”之一。（纪文）

　　在生活世界和学术界中为学科“立法”，是学科元理论的重要任务。一门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具有其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来自政府、学术界和学科内部三个层面的认可。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而言，党和政府的承认是基本前提，表明其可以在生活世界中进行学科体系构建和理论的传播；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承认是重要标志，表明其在学术界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学科发展史；社会学界内部的承认是最终表征，表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社会学大家庭的一员，甚至在各社会学流派中占据主导地位。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社会学因其学科特点，同政治的关系极其密切而复杂”。当代中国社会学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恢复重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调整以及客观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学科恢复重建的宏观背景。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合法性上首次得到政府承认是在1979年3月。这年的3月15日－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召开“社会学座谈会”，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为社会学恢复名誉。同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至于补课的原因，费孝通先生理解得至为清晰：“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在这时候急切需要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会也无法代替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社会学赢得了党和政府的承认，获得快速发展的契机。

　　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如何定位自己？这一问题在学术界是由于光远先生和费孝通先生来解决的。但是，于光远先生主要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具体的社会学研究涉猎不多；费孝通先生作为民盟主要领导人、社会活动家和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领导者，其工作重点主要在国家的社会活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五脏六腑”的重新搭建上，对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论述相对较少。而论证这一学科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地位，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郑杭生先生（1936年—2014年）领导逐步完成的。

　　明确“维护建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特征

　　郑杭生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基本形态，革命批判性形态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扫清道路，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维护建设性形态则直接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郑杭生先生强调，革命批判性形态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全部，甚至不是它的主要表现形态，只是一种过渡性、预备性形态，维护建设性形态才是主要形态，是本初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未来我们主要是致力于建立和发展这种维护建设形态的社会学。这一观点突破了孔德的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型社会学和马克思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型社会学的两分法，也打破了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分别开创的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三大社会学传统这一西方社会学叙事，厘清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性与建设性的辩证关系，促使人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是发展动力”这两个基本前提下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存在价值。从生活世界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论是对于光远先生和费孝通先生两人观点的进一步发展。从学术界看，两种形态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群中赢得了合法性空间。

　　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如果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努力的方向，那么维护建设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急需解决的社会学元问题之一。郑杭生先生主张，对这一元问题的界定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从中国自古就有的群学传统出发。通过详细分析，郑杭生先生认为，严复先生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世”理想和西方科学主义的方法，首次提出要用科学方法探究社会治乱兴衰的规律。社会学的目标，恰恰应当是赋予这种干预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为此，郑杭生先生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研究对象的提出，既是郑杭生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一种努力，也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性”的具体表现形态。

　　书写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史

　　“史、论、法”是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三大支柱。其中学科史，既是对学科发展历程的权威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现在的学科并指引着学科发展的方向。清代学者龚自珍曾指出：“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这从反面提醒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必须突出其学科的发展史，进而全面准确地书写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为此，郑杭生先生与刘少杰、李迎生等老师合作出版了《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还发表了大量有关社会学本土化的学术成果。郑杭生先生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学存在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学派。他着重分析了旧中国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引入社会学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办和主导的社会学学科发展情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农民问题分析、农村社会调查等方面的开创性研究，等等；郑杭生先生还对新中国成立后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些社会科学被取消的原因进行了客观而公允的分析。所有这些工作共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学科史基础。

　　编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典范教材

　　基本教材在一门学科中具有符号性的标识意义。社会学知识体系化最为直接的载体就是教科书。郑杭生先生编著了一系列经典教材。其中，郑杭生先生主持编写并于2011年出版的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批重点教材《社会学概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材的典范之作。这部教材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代表中央组织编写并给予指导，由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最强的教研力量合力编写完成。教材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学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教材全面系统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特点，即坚持实践的原则、坚持科学的分析视角、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坚持研究方式的批判性、坚持理论视野的开放性。可以说，这部教材全面呈现当代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旧中国社会学的异同之处，全面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独特理论品格。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