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提出，当前中国现代化进入了新社会转型时期，其表现不是过去那种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伦理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而是同时出现反向的转变：城乡突破二元结构，出现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城乡融合，农业与其他产业也走向融合，出现新的业态。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是数字化。由数字化带动的新业态在乡村已经出现，比如淘宝村、淘宝镇、智慧农业、数字大棚农业、直播农业等，农旅、文旅等乡村旅游经济新业态，以及各类乡村文创，都与数字化紧密关联。新业态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地方当作乡村振兴的主打方向。那么，数字化给乡村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分化和流动呢？

　　虽然手机在村民当中的普及程度相当高，也有不少村民用手机上网购物，由此带动农村快递业的发展，给村民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销售提供了机会，但是真正形成新的业态并不是容易的事。乡村出现的新业态多种多样，大多围绕农业生产、生态景观和乡村文化，通过数字化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新业态的参与主体中有普通村民，但是普通村民却发挥不了带头主导作用，能带头且发挥主导作用的主体往往是政府、村集体、企业、入乡的城市市民以及返乡创业者。

　　可以说，当前的数字化乡村建设不能带来直接的社会流动机会，特别是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能间接地促进这样的机会，比如有利于吸引外部资源进入乡村，有利于乡村人口到外部寻找发展资源等等。

　　例如，东部沿海地区某村有很长的文旦种植史，从1983年开始就有村民较大规模地种植文旦。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当地政府依托文旦种植，将该村打造成文旦旅游村。该村通过数字化建设构筑了电商平台，将文旦种植、采摘、包装、保存、加工、销售和运输等环节连接起来，并融入了文化和旅游，形成新的产业形态。不仅使种植户获得更多的收入，还吸引了部分外出打工青年回流。这样的新业态是否为打工者、务农者创造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呢？对于回流的打工青年，新业态确实改善了他们的就业条件和状态，但还没有使得他们实现社会阶层的跃升；而那些文旦种植户从数字化建设中获利最多，他们的生意做得比以前大，但他们依然是“小老板”“中老板”的角色和身份。当然会出现个别回流的打工青年通过努力转变为小老板，而大多数老板还是原来的老板。该村有几十位老板在外经商，他们中也有部分回村投资文旦产业，但并没有借此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数字化嵌入原来的产业，并衍生出更多的新产业，实现了产业融合。在融合成新产业、新业态的过程中，并没有解构原先的社会结构和关系，而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因此并没有拓展出新的社会分化渠道和机制。

　　当然，数字化带来的新业态，并不是完全没有改善社会结构的作用。就像上一个案例所呈现的，外出打工的青年回流在家门口就业，也获得了创业的机会。对于其个人来说，获得了向上流动，但是并没有出现很多青年实现向上流动的规模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只是在原先的社会阶层结构上促进存量的改善，即完善了原来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让其变得比以前更有弹性。其原因是，数字化带来的新业态发展需要相应的投入，虽然给务工者和务农者提供了投资的机会，但是他们不拥有新业态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因此只有少数人能够利用这一机会，即便如此也是沿着原先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向上流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