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仍然强劲。从总体阶层来看，自1978年至今，代际流动率从38%一路上升到71%，也就是说，与父辈相比，平均每100个人中职业阶层地位发生改变的人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8人增加至最近的71人。而且，在20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中，中国代际关联系数相当低，排第17位。这表明无论是从国内看，还是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相对较高。实际上从我国社会成员构成的巨变来看，我国农业劳动者已减少到2亿人以内，农村人口减少到了5亿人左右。这表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子女中青年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多，社会仍呈现高流动特征。

　　问题出在了对阶层流动的认识上。在部分人的观念中，急剧性、跨越性的阶层流动才属于“向上流动”。事实上，阶层流动区分为结构性流动与非结构性流动。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制度变化的影响，阶层流动以急剧性、跨越性、大规模的结构性流动为主。进入社会平稳运行期后，社会流动模式从机会少、长距离的“高铁模式”向机会多、距离短的“地铁模式”转变，以有序性、渐进性和稳定性为特征的非结构性流动成为阶层流动的主流。在此期间，先赋性因素对阶层流动的影响整体趋于弱化，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则日益强化，父代职业对子女选择相同职业的影响力度不断下降，代际间差别得以瞬间弥补的概率有所降低，这是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一个普遍规律，也是一种可喜的变化。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目前阶层流动不存在任何障碍，相反，目前确实还有不少因素影响阶层流动。影响阶层流动的因素有制度与政策等宏观因素、制度外“间隙”行为机制等中观因素，以及差异化的个体能动性等微观因素。

　　应对阶层流动的障碍因素，需要社会各界齐发力：首先，需要通过调整或废除有损公平的制度与政策，减少或避免“照顾”“寻租”等制度外“间隙”行为，以及促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切实保障社会成员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相对公平。同时，需要通过合理有效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将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农村困难家庭的帮扶力度，减少低收入阶层社会成员代际传递的比例，帮助他们中有条件的子女能够较为顺畅地迈入中等收入群体，并带动他们整体家庭面貌的改变。其次，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需要在坦然面对既有阶层流动障碍因素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体在实现阶层流动中的能动性，多渠道提升自身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技能，坚定决心与毅力，逐步实现“向上流动”。最后，要营造积极“向上流动”的社会舆论环境，主流媒体要利用自身的专业与资源优势，深度报道和挖掘新闻事实、解答公众疑惑、引导大众舆论；政府、平台和行业协会，要创新对自媒体的规范与引导，使其客观、公允地宣传报道社会热点问题，不宜将阶层流动障碍因素夸大解读，避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不良的心理影响。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