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是多元文明交汇的枢纽。东南亚历史叙事多形成于后殖民与民族国家建构时期,将东南亚视为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的被动接受者,抑或欧洲殖民体系的“投射对象”,割裂了东南亚历史的内在联系性与文明交往的主体性,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一重要理念为重释世界文明交往史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从文明互鉴的视角重释东南亚历史,深刻认识这一历史认知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超越“被动接受论”:东南亚作为文明交往的主体
既有叙事多将东南亚视为多元文明的“接受者”。然而,历史研究表明,东南亚在文明接触中始终扮演着主动选择、创造性转化的角色。吴哥窟对印度教宇宙观的在地化改造、爪哇文学对《罗摩衍那》的重写、马来半岛对伊斯兰法的本土调适,均表明东南亚不是文明的“容器”,而是文明的“熔炉”。早在公元3世纪,中国史籍就记载了中国民众与湄公河三角洲民众的交往;巴戎寺的石刻浮雕中可见华商与高棉民众并肩而行的情景。这种生动的交往历史,正是东南亚作为文明交往主体的明证。
东南亚文明的形成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一种层累式合成——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要素在本土语境中被重新诠释、整合与再造,形成既有连续性又有创新性的复合结构。从泛灵论与印度教的融合,到佛教与本土王权的结合,再到伊斯兰教与贸易网络的嵌入,东南亚展现出卓越的文化调适能力。这种能力构成了东南亚区域韧性的深层逻辑:在与多元文明的持续接触中,东南亚对多元文明要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在地化重释与再造。这种动态的文化调适机制,不仅塑造了东南亚独特的多元文化生态,更构成了该区域在历史变迁中保持韧性的深层逻辑。
二、区域秩序的内生逻辑:从曼陀罗体系到东盟方式
前殖民时期的东南亚以“曼陀罗体系”为基本秩序形态:一种以中心—边缘关系为特征的流动政治网络,具有边界模糊、以贸易为核心的特征。殖民统治强行植入欧洲式主权国家模式,造成族群分立与领土争端的历史遗留。然而,东盟的建立与发展,标志着东南亚重新激活了其内生秩序能力。“东盟方式”强调协商一致、渐进合作、不干涉内政,正是对多元文明共存历史经验的制度化表达。有学者指出,全球治理倡议与东盟在主权平等、多边主义和包容性发展方面的共同愿景高度契合,助力东盟与中国持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从曼陀罗体系到东盟方式,东南亚区域秩序的生命力始终源于其内生性与适应性。这一演进过程与全球文明倡议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它不是帝国主义强加的制度移植,而是多元文明主体在长期交往中逐步生成的规范网络。亚洲价值观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正是这一历史逻辑在当代的价值凝练。在全球秩序深度调整的当下,亚洲有能力成为全球合作的重要助推器,其治理理念重视平衡与平等,为在多极世界中实现和而不同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历史认知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的启示
东南亚以其绵延千年的文明互鉴史向世界证明:多元文明可以共生共荣。这一历史认知,为构建面向未来的中国—东盟关系提供了三重启示。
第一,尊重文明互鉴的过程。从文化碰撞到文化层累,再到文化合成,是长时段的历史进程。这预示着制度对接、规范共建、认同凝聚绝非一蹴而就。区域合作的真正韧性在于给文明交往留出时间与空间。正如中柬两国以文物展览和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民心相通的纽带,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这种润物无声的人文交流,正是尊重文明互鉴的生动体现。
第二,维护区域秩序的自主性。从发端于贸易网络的曼陀罗体系到东盟方式,东南亚区域秩序始终源于其内生性创造力。支持东盟中心地位,不仅是外交原则,更是对东南亚历史主体性的承认。中国在区域合作中始终秉持“参与者”而非“主导者”的角色定位。正如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66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7600万吨,为老挝创造超10万个就业岗位、培训数千名技术人员,这种以能力赋权为导向的合作,正是对区域自主性的尊重与培育。
第三,培育命运与共的认同感。命运共同体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共生发展进程中所沉淀的情感联结与符号记忆。雅万高铁的案例提供了有益启示:列车设计提取了印尼文化精髓“巴迪克”纹样,车站建设充分考虑当地宗教习俗,数以万计的印尼技术人员掌握了高铁运维技能。当“Whoosh”成为印尼社会对现代化梦想的亲切指称,一种超越外交话语的集体认同便在社会肌理中悄然扎根。这表明,人文交流的深层目标不在于单向传播,而在于共同创造——在共享的符号、技术与空间实践中,培育命运与共的情感联结。
2025年,中印尼建交75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印尼国家研究与创新署签署协议,共建中国研究中心,搭建促进中印尼人文交流、深化文明互鉴的高端智库平台。这是全球文明倡议从理念到制度、从愿景到行动的又一里程碑。
理解东南亚的文明交往史,就是掌握在多元文明中前行的历史智慧。全球文明倡议,正是这一历史智慧在当代的理论结晶与中国表达;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则是这一文明愿景从历史深处走向时代现场的实践进路。当越来越多国家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指引下相向而行,亚洲不仅将实现自身的和平发展,更将引领人类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文系宁波市重点文化研究基地成果“浙东学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影响及当代价值研究”(ZDXS202503)部分成果】
(作者系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