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地位确立后，在诸多相关学术讨论中，关于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北极研究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国内学术界基本还是将北极研究定位在议题研究而不是国别和区域研究层面。事实上，北极的一个通用概念是，地理上北纬66度34分以北的所有区域。因此，北极研究当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治理和安全框架下的北极议题研究

　　冷战结束后，北极被重新发现。与之相应，中国与北极地区的整体相关性和互动性增强，利害关系日趋显著。由此产生的诸多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在北极治理和北极安全的框架下，包括气候变化、资源和能源利用、航道开发、地缘政治等议题都颇受关注。

　　第一，北极气候变化的深刻致害性。芬兰气象研究所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北冰洋无冰的夏季可能在2030年左右来临，比之前的预估提前了10年。“无冰的北冰洋”这一前景对北极气候和环境有诸多不利的影响，将加剧环北极地区的冻土融化和甲烷释放，改变全球碳循环和气候变化格局。因此，北极气候治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前沿。

　　第二，北极资源能源可及性及利用。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08年的调查结果，在北极地区未被发现的常规油气资源的总平均值，预计约为900亿桶石油、1669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和440亿桶液化天然气。北极地区蕴藏着用途广泛的几十种矿物，包括制造电动汽车电池需要的锂、制造太阳能电池需要的碲以及十几类稀土元素。以北极加速变暖为前提，“无冰的北冰洋”将使北极资源能源的可及性大增。因此，北极国家将更有动力采取积极的资源能源政策，满足自身及全球市场的需求。同时，在各自的碳中和目标面前，北极国家的政策也将受到挑战，以平衡该地区的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

　　第三，北极航道的可行性和经济性。相较于西北航道和穿极航道，东北航道的可行性和经济性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从中国出发，与航经传统苏伊士运河相比，目的港在波罗的海，可节约1/3的航次时间和能耗；目的港在北极圈内，则节约1/2的航行时间。随着“无冰的北冰洋”的逼近，北极航道的通航窗口期将进一步延长，航道承载量将大幅提升，为北极航道的常态化运营创造了条件。

　　第四，北极地缘政治变化及其安全。近些年，北极安全研究范式转向大国竞争，正在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北极地缘战略环境出现新节点，竞争性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尤其是俄乌冲突以来，芬兰和瑞典先后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撬动了冷战结束以来稳定平衡的北极地缘政治格局。俄乌冲突对北极地区的外溢效应使北极的“长和平”“北极例外论”等在经受实践的考验，北极地区的“泛安全化”突出。

　　区域国别研究中缺失的北极板块

　　梳理中国知网、JSTOR以及谷歌学术近20年的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学术界的北极研究成果已有显著提升。有学者指出，国内北极研究者队伍已呈现出老中青的梯队结构，并具有一定的黏性。然而，在区域和国别研究的语境中北极研究还存在若干明显不足，导致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北极板块的缺失。

　　第一，局限于北极自身视角而忽视其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联系，则易陷入认知局限。如果将北极研究纳入区域国别研究的范畴来看，我们便会发现，国内学术界对这一区域及其相关国家的研究仍相当有限。学术界对北极各国自身的北极政策关注较多，但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民族构成、文化形态、经济发展乃至公共卫生与体育等领域的基础性知识却掌握不足。例如，因纽特人、萨米人等原住民群体具有鲜明的多民族特征，也是北极区域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然而，与之相关的“食物主权”“原住民知识”“气候移民”等关键概念，迄今仍缺乏系统性的梳理与深入的研究。

　　第二，紧跟时事的政策性研究，有同质重复之虞。对中国而言，北极研究确实属于成长中的“大国之学”的一部分。2018年，中国发布首份《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重点阐述了以“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为核心的我国北极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等。这对国内学术界北极研究导向区域国别研究范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存在着对同一个议题在短时间内蜂拥而上的现象，而相关科研经费的支持却是以年为单位的，且总体稳定。这就导致很多政策性研究短促而无力，高质量发展堪忧。

　　第三，公众的北极观缺位，社会普及较为不够。关于北极在国内的科普，多由自然科学家及相关大学和机构承担，在社会学科领域开展的并不多。这与参与年度北极科学考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偏少不无关系。目前，国内公众对北极的认识，借由大众媒体的传播，基本停留在与旅游相关的极光、驯鹿、因纽特人、北极熊等特定符号上。近年来，针对大中学生的北极游学项目方兴未艾，也可以视作一种类型的科普活动，有利于帮助青少年积累北极相关知识，进而在未来构建面向公众的健康稳定的北极观。

　　多学科大融合的国内北极研究任务

　　着眼未来，为补齐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北极板块，并以北极研究丰富我国的区域国别学，国内北极研究在新时代面临新的任务。近些年，北极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关于北极的合作研究业已出现，以发表合作论文、申请联合项目、召集学术会议等方式为主。尽管尚处于摸索阶段，但关于北极研究的多学科大融合趋势业已初现端倪。若考虑到大数据、AI技术的快速正向发展，针对单一问题的多学科的大融合将极大地提升北极研究的广度、深度和高度，这将是北极研究的未来，也应是今后国内北极研究的重大任务。

　　无论是基础型、政策型还是社会型的北极知识生产，未来的北极研究都更需要强调基于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相关各学科不是为了融合而融合，学科壁垒也不是为了打破而打破，而是要形成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多学科观照。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要实现北极研究的多学科大融合，就务必要打开视野、摒弃学科偏见，让技术更好地为研究服务，而不是使研究者沦为技术工具的附属。

　　在研究视野方面，美国学者奥兰·扬（Oran R. Young）等人提出，在欧洲—大西洋视角之外，应该采用北太平洋的视角分析和解决北极问题。新的视角基于对北极在世界事务中地位的一种思考，涉及美国、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北极国家之间的互动，也涉及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北太平洋视角促使人们对北极地区形成了两种看法，一种将注意力集中在与北极本身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上，另一种则将北极与整个地球系统的关键联系凸显出来。以北太平洋视角观察和研究北极启发我们，透视中国与北极的关系建构、从中国视角统领北极治理和安全，也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并应成为我国北极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梧桐青年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