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是中国搬不走的好邻居、拆不散的好伙伴，是世界强国和周边大国的利益交汇集中区，是确保西部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地区，是陆路向西合作发展的主要通道。2025年4月举行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进一步为研究中亚提供了指导。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有必要加强区域国别学的中亚方向研究，以更多更深更好了解中亚。

　　中亚研究的历程

　　从地理范围看，中亚研究的对象国基本上与外交活动中的“中亚”概念相同，特指现在的五个“斯坦”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少部分研究机构将研究对象扩大到中亚五国和高加索三国共八个国家。总体上，中亚区域国别学以中亚五国为重中之重。

　　除历史文化和语言外，国内的中亚研究始于苏联解体，原有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中国西部周边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有关中亚的情况成为学术界亟须填补的研究空白。一些学术单位开始建立以中亚国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机构，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成立中亚与高加索研究室，新疆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等成立中亚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中亚研究重点关注中亚基本国情，特别是制度转轨，尤其是政体变化和市场经济改革。

　　进入21世纪后，随着2001年西部大开发正式成为国家战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9·11事件”以及欧亚地区频发“颜色革命”，中国与中亚合作进入新阶段，中亚研究也随之升温。此时，关于中亚地区的国际合作机制、选举制度、“颜色革命”、能源战略、贸易制度等话题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2015年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后，国内掀起新一轮中亚研究热潮，无论是研究机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数量均呈现猛增态势。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产能合作、农业、能源、地区安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自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中亚研究也由此正式被确立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与此同时，2022年又恰逢中国与中亚建交30周年，双方确认下一步合作目标是“打造下一个黄金30年”，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自此之后，学术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国在中亚的战略博弈、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合作等研究议题增多。

　　经过近30年的努力，国内中亚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人才队伍不断扩大。全国几乎各省（区、市）都有中亚研究机构和学者，已形成北京、上海、新疆、甘肃、陕西等学术中心。其中，专门以中亚国际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成建制实体机构至少有16家，学者数量超过200人。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总结出中亚研究的基本方法。一是以问题为导向，学中干，干中学。二是杂与专结合。在广泛涉猎的同时，结合自身的能力与兴趣，形成个人和单位的特长与优势。三是专业（中亚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安全、外交等）和国别研究同等重要。四是提炼出符合中亚国情的概念。比如，中亚政治体制中的“强总统、小议会、弱政府”，反恐安全领域的“伪教派”“混合暴恐”，对外政策领域的“套娃模式”等。

　　中亚研究的现状

　　在区域国别学上升为一级学科后，目前中亚研究主要围绕四大领域发展完善。

　　第一，学科体系建设更重视多学科交叉融合和有组织科研。如果说之前中亚研究力量以外语和国际关系院校为主的话，那么目前则是各院校间以及校内各院系间的学科交叉，形成“X+中亚”架构，比如财经+、数字经济+、法律+、农业+、能源+等，发挥各学科优势特长，结合中亚国情，实现跨学科多赢，尽可能满足各领域合作发展需求。此外，组织落实课题研究时更强调跨部门间的协作以及跨年龄段的梯队合作，通过有组织科研推动学科良性可持续发展。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与中亚交流交往史研究就汇聚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等多个机构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攻关。

　　第二，学术研究内容更多体现时代特征。一是中亚各国国情。研究成果相对集中于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调整、数字发展战略、绿色转型、安全保障、社会变迁、生态环境、文化传播、国际合作、语言政策、族源探析、意识形态构建等领域。二是中亚地区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机制，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中亚区域合作机制、突厥语国家组织、“C5+1”机制、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从地区力量格局变化角度，关注国际和地区环境的新发展变化和大国在中亚的博弈。三是中国与中亚合作，比如共建“一带一路”、与中国的交流交往史、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等。中国学者始终尊重中亚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从自己的视角去分析和看待问题。

　　第三，学术研究方法更多借用现代研究工具。比如，借用多语言工具模型，同时比较多国的中亚政策和快速资料搜集，借助大数据分析跟踪中亚国家形势动态，借助人工智能进行分析整理，借助社交平台和远程视频软件扩大学术影响力等。这些科技工具在提高研究效率的同时，也对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思维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区域国别学科研队伍的更新迭代。

　　第四，学术支撑平台愈加丰富扎实。国家一级学术社团“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下设“中亚与高加索专业委员会”，每年举办“全国中亚学术研讨会”。越来越多研究机构与对象国权威智库机构和高校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直接的合作机制。“中国—中亚智库论坛”被列入中国—中亚元首峰会的成果清单，成为双方主要研究机构的互动舞台。随着经费的增加，更多研究机构有能力邀请国外专家学者共同开展学术研究。

　　发展前景

　　中亚五国总面积为401万平方公里，截至2025年初总人口达8200万，预计10年后人口可达1亿。从自然资源和经济规模上看，中亚是一个有一定市场规模和合作潜力的地区，加上西部周边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说，未来中亚研究的需求空间依旧广阔。

　　从学科发展和国家对外合作需求出发，未来中亚研究还需在以下四个方面努力完善。

　　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目前，学术界研究中亚主要依靠俄语和英语。随着中亚国家民族意识增强，本民族语言材料和应用场景增加，需适当增加懂突厥语和波斯语的研究人员充实研究队伍。

　　二是加强教材建设。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的区域国别学中亚方向的教材，相关中亚知识都零散分布于各项目成果中，比如《中亚五国概论》《中亚五国与中国西部大开发》《十年巨变：中亚与外高加索卷》《列国志》中亚系列等，但这些成果不能满足当前学科系统建设需求。

　　三是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中亚学科现有的概念体系仍主要引用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很多由西方和俄罗斯学者最早提出，我们自己原创的概念不多。现有成果和研究项目在中国和中亚国家内有一定影响，但走出双方范围迈向全世界的活动不多，与亚洲、中东、南亚等中亚周边地区的研究力量间的交流总体薄弱，中国就中亚问题的声音在国际社会总体不强，中亚国家的学术期刊和媒体等传播渠道也主要被西方和俄罗斯控制。

　　四是加强战略性和涉我性问题研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化与西部周边的相处之道。比如，中亚地缘力量格局的变化特点与趋势、“中国—中亚精神”的内涵、人工智能和绿色发展、地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的走势、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史、中亚历史和族源研究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与高加索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