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习近平主席复信非洲学者提到，期待你们在“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基础上，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道路、中非和南南合作的研究探索，继续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提供重要智力支持。区域国别学建设过程中应该有三个“前沿”：一是“问题的前沿”，二是“实践的前沿”，三是“理论的前沿”。“问题—实践—理论”这三者正如三部曲，是三位一体的，也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无法分开，又如空间的三个维度，三者相互支撑。同时，三部曲都必须与“两头落地，中间挑起”紧密结合，研究者才能找到真的问题，做出真的实践，形成真的理论。这三部曲与“两头落地，中间挑起”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第一是“问题的前沿”。就是要找到区域国别学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关键点是什么，焦点是什么，难点是什么，处在前沿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要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国家的问题在哪里，学科的问题就在什么地方；国家问题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学科问题的焦点也在什么地方。在当前国家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至关重要的新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传统学科、单一学科能够驾驭的范畴，是前沿的、综合的、交叉的一些问题。原有的那些专门化的学科不足以完全解决交织性综合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边界在哪里，学科的边界就在哪里，学科的建设就是要知道问题。所谓“问题”就是这个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就是“问题的前沿”。

　　第二是“实践的前沿”。“问题”需要通过“实践”来解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工具和平台去解决这些问题？靠谁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一定是通过实践去行动和探索。那么怎么行动，怎么实践，怎么探索，这些都是“实践的前沿”。我们做的事情必须是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开展的工作必须是处在前沿地带的，我们的探索必须是前沿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特定区域、地域、国别的真实环境里去做长期的调研，进行“深入实际”的、通过调查而开展的研究。四十多年来，我往返于中非之间，在行走和实践中做非洲研究，做到“顶天立地，两头落地”，上接政府，下接百姓，一头落在非洲，一头落在中国。

　　第三是“理论的前沿”。就是我们在找到“前沿问题”以后，开展前沿的、创新的探索，在前沿的探索基础上，在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最终能够基于前沿问题、前沿探索而建构起知识的前沿，概念的前沿、理论的前沿。我们形成的知识、理论、概念、思想和方法也是前沿性的，这就是“理论的前沿”。“理论的前沿”一定是具有地域适应性和时空关联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问题的前沿”“实践的前沿”与“理论的前沿”，实际上又是一个相互依赖、循环更替与转换的过程。它是不断循环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进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整体。理论需要基于问题和实践解决，基于解决实际问题、探索实践所形成的理论、概念、思想的前沿，最终还要回到实践当中去，经受实践的检验，再丰富这个理论。因而它是一个相互支撑的一个过程。这三者就像一个三维体，一个三维空间。三维体具有三个面，这三个面之间相互依赖，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当前中国高校的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需要围绕两个“知行合一”的问题展开：一是高等学校区域国别学建设和学术界怎么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并在其中作出突出贡献？二是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和引领学科创新突破的过程当中，高等学校的科研机构怎样更加积极主动有为？这两个问题互为支撑，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要关注这两个问题，其他学科的建设亦是如此。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战略性学科，需要解答战略问题。战略性学科跟传统学科不同之处在于其以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为导向，以战略性交叉科学问题研究为特征，统筹和部署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新兴科学前沿交叉领域的研究，建立健全战略性交叉学科融合的资助机制，促进战略性复杂重大问题的多学科协同攻关创新研究，推动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和学术突破口，探索建立战略性交叉科学研究新范式，培养战略性交叉科学创新人才，营造战略性交叉学科学术文化。

　　区域国别学是推动中国和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地区开展全方位合作的一门学科，是将对象国或对象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开展的综合性、交叉性的研究，特别强调学科知识的地域适应性、时空关联性，形成的知识体系才能够落地。区域国别学需要中国学者进入、深入、融入、潜入世界上各区域、国家长期开展研究。为此，在行走非洲四十余年的实践基础上，我曾提出一个重要理论，即“两头落地，中间挑起；顶天立地，上下贯通”。“地”是指两地，即中国的此一地与对象国的彼一地。中国的此一地，是指自身所在之地。我们在哪里做研究就需要落在当地。另一地则是落在研究对象国、对象区域。研究者就是把此一地和彼一地连接起来的中间的桥梁、平台、管道。当前我们就在做连接两地的工作。行走非洲四十多年当中，我已有七本英文著作在境外发表。此外，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还出版了近300本非洲区域国别的著作，同时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正在配套进行。

　　前不久，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召开了首届中非人权研讨会，还主办了《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读者分享会。当前部分亚非拉国家的现实困境，凸显了国家主权对人权保障的关键意义。

　　美西方人权观作为美西方意识形态和冷战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给世界带来很多灾难，对此，要破立并举。“破”就是破除过去几十年美西方主导建立的冷战体系，“立”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体系。2024年，我们联合非洲50国学者共同发布了“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近期，在首届中非人权研讨会上又发布了“中非发展权的亚的斯亚贝巴共识”。我们以全球南方认可接受的“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中非发展权的亚的斯亚贝巴共识”，去消解、对冲、替换美西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新华盛顿共识”，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体系”去消解、替换“美西方冷战知识体系”，与全球南方国家一起开辟现代化新路径。

　　从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到亚的斯亚贝巴共识，一年多的时间，我四度赴非，调动了几十年来在非洲积累的人脉，完成这些工作。基于这些丰富的实践经验，我认为，区域国别学真功夫、真人才可以总结为几句话：摸得到路，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交得到友，留得下名。“摸得到路”是指能把情况调查清楚、路径探寻准确；“找得到人”是指认识关键人物，有各层面合作伙伴；“说得上话”是指说人家听得懂、愿意听、能接受的话；“办得成事”是指能推进与对象区域国家各领域合作；“交得到友”是指有知音、有伙伴、有朋友、有战友；“留得下名”是指成果传得开，能认同，有影响。

　　区域国别学的建设要实现学术研究的成果转换与价值链延伸，要将学术与智库连接起来。让智库的“想法”变为领导的“说法”，让智库的“对策”变为政府的“决策”，让智库的“文章”变为上级的“文件”，让智库的“谋划”变为组织的“规划”，让智库的“言论”变为社会的“舆论”，让国内的“倡议”变为国际的“共识”。总的来说，区域国别学建设需要正本清源、校正方向，从西方概念理念模型导向的研究，转向服务时代、服务国家、解决现实问题的自主研究；从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材料，去印证阐释西方理论的依附研究，转向基于自身实践、调研、考察而构建起自主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创新研究；从书斋论道、自说自话的封门书生研究，转向扎根大地、起而立行、知行合一的开放研究。

　　区域国别学对中国高校创新发展的三大意义。一是打破学科壁垒，破解内卷困局，推进高校的学科交叉与融合，形成有关研究对象区域国别集成化知识群落，实现高校学科建设的协同化创新发展。二是推动高校学科建设的国际化进程，通过与研究对象区域国家的无缝对接与深度合作，提升中国高校在研究对象区域国家的综合影响力；三是围绕国家发展重大领域与前沿问题，延伸高校知识价值链，让一流学科兼具特色智库功能，助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专业化、科学化、民主化。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扎根在大地上的学科。我到浙江二十多年，推动浙江对非合作走在全国前列，将金华做到全国对非合作的第一梯队。2024年金华市对非洲贸易总额为‌1334亿元‌，其中出口额达1066.4亿元，占全国对非出口总量的9.7%，居全国地级市首位。“金华模式”也正在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典型。事实上，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服务国家、服务民生的重要学科，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工作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工作，一定要做案例研究。在先前发表于《大学与学科》杂志上的《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建设目标与推进路径》一文中有深入探讨。只有做案例研究，学科才有创新，理论一定要从案例当中提炼出来。改革开放、脱贫减贫、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和谐多元的生存等等都是研究案例，我们要把这些案例梳理清楚，在案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理论。

　　所以，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战略性学科，我们需要上升到战略高度来做工作。同时，我们要做国际化传播，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采用了六种语言进行发布，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