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给我国区域国别学构建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中国区域国别学也要建设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从国家的现实与长远需求出发，科学认识对象国和区域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平稳把握国内外两个大局，明确自身的学科使命、学科布局和学科特色，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为中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促进与外部世界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规避国际风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学术支撑和科学范式。

　　一、国家需求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这“三变”高度概括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呈现了历史的深度、时代的维度和世界的广度。这“三变”更离不开中国之变，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大变量。这“三变”加“一变”需要我们重新认识自己，更需要重新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这就要求我们探究和认识外部世界，研究我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

　　党中央是从三个层面观察“国别”的，即大国、周边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其中关于大国关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关于周边外交：“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关于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审视我国的周边形势，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这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由此可见，周边地区是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重要区域。

　　中国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区域国别学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学科。因此，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水到渠成。国家学科管理部门将区域国别学提升到一级学科的位置，显示出了学术敏锐性、学科布局的大局观和“与时偕行”的变通性。研究国别自然涉及研究对象国的战略、政策、国家治理方面的问题等，这就需要融通各独立学科的知识领域，借助多学科探究其发展规律，在交叉与跨学科的学术融合体系中寻找学科定位。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起步比西方要晚，进入近代以后才逐步展开，这表明，区域国别学是我国进入近代的产物。中国被西方列强“拖入”“世界历史”进程后，不能不“睁大眼睛”看世界，观察当今世界上各色国家，但当时更多的是照抄照搬外国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中国认识世界，首先是从介绍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国情开始的。中国越被欺负，越被侵略，就越在国内强烈地产生“识外”的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非常明显地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所需教材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后，我国开始重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我国一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比如笔者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改革开放后，我国需要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改革开放的大势必然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构建新的紧密联系。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迅猛发展，国际体系、秩序和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由此也给由西方主导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西方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已不适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现实。因此，崛起的中国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以深化对区域国别的规律性认识，知彼、识彼、与彼打交道，这就是所谓的“彼学”，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应深刻体现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新时代，伴随着中国三大倡议的提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区域国别学更应该在过去已经打下的比较坚实的基础上，踔厉前行，破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怪题和偏题。

　　二、时空架构

　　区域国别学的构建需要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时空架构。区域研究主要是研究世界不同区域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这些区域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趋势构成了该区域研究的时间轴，而空间则包括该区域所有的国家。国别研究则是研究对象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走向，这构成了对象国研究的时间轴，而对象国本身构成了研究的基本空间。区域国别学的时空架构要求我们必须将世界史中的区域史和国别史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区域国别学的底座，因为缺乏这部分历史的基础性内容，区域国别学就“悬”在空中，会导致区域国别学研究缺乏历史纵深。从这个视野看，区域和国别的时间轴包括该区域和对象国的历史，即区域史和国别史，也就使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不可避免地交叉起来。

　　区域和国别研究除历史与现实的组合之外，还要研究内政与外交的问题，所涉的是研究对象的空间布局问题。研究区域和国别的内部问题是空间本位最基本的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总体上的把握。而区域和国别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外部国际环境具有密切的能量交换，这就需要研究对象的外部环境，这属于研究对象的空间外延问题。研究区域内部问题，涉及该区域的关系架构——内聚型和松散型，如果属于内聚型，肯定有组织架构加以体现，甚至有的区域本身就是一个区域组织，这就使区域研究与组织研究合为一体了。然而，有的区域不仅没有组织架构，甚至以极其分散的形式体现出来，这就要研究该区域内部的政治能量平衡与失衡的关系。国别研究从内部空间来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民族、宗教等诸方面，这些都是国别内部空间所容纳的问题，需要开展全面、准确的研究。

　　但区域国别学从空间上看，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可能无法克服，即它无法涵盖全球性的问题研究，也无法涵盖区域与区域、国与国关系的研究，甚至完全可以说，区域国别学只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一部分，其不可能涵盖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这说明区域国别学具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需要加以关注。

　　我们在研究区域国别学时空架构时，有两个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一是国别与区域是可以转换的，在这方面笔者有切身体会。比如笔者刚参加工作时曾研究苏联东欧问题，所在的研究所也被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显然，“苏联”是国家的名称，“东欧”是区域的名称。但是，1991年苏联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解体了，在“苏联”废墟上出现了15个新独立的国家。目前在我国媒体上还经常出现“前苏联”这个词，此词不准确。“苏联”作为国家已解体，消失了，在历史研究时涉及“苏联”时可以大大方方地称之为“苏联”，完全没有必要称为“前苏联”。如果一定要来表达苏联所占的空间和作为“区域”来描述的话，将其称为“苏联原有空间”或“苏联原有区域”即可。如果非得要将“苏联”称为“前苏联”，那就必然要将“罗马帝国”称为“前罗马帝国”，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从国际法的视角看，诸如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已是独立国家，这是不可置疑的现实，但若从历史的视角看，这些独立国家有一段时间曾是苏联的组成部分。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从“时间”视角观察，我们过去对“苏联”的研究就是对一个“国别”的研究，“苏联”作为“国家”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对当时的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都是作为苏联内部的地区（加盟共和国）加以研究的，但现在我们研究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都是作为“国别”来研究的，对“苏联”作为历史题材和历史上的“国别”纳入历史范畴加以研究。若将“苏联”作为“区域”研究也有其现实意义，即“苏联原有空间”。我们还看到，西欧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但一体化进程推动西欧国家组成了超级“国家”——欧盟，而且欧盟东扩吸纳了若干“东欧”国家，这样，若从“欧盟”的视角加以研究，这不仅是一个国际组织问题，还应作为“国家”的超级形态加以研究。于是，这就是产生了“欧盟”——超级国家和欧盟内部一系列“国家”的不同层级并存现象。从“区域”上看，不同历史时期对区域空间的理解也不相同。比如，“东欧”地区原指介于西欧和苏联之间的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那些国家，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东欧”的区域概念和空间都出现了变化，现在的“东欧”概念，从区域空间上看，是指诸如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这些国家。由此可见，区域国别学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二是“国别”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单位”，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国别”体量不均衡的问题，即国家的“大与小”问题。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我国研究者众，而一些小且穷的国家则研究者寡。从世界大格局看，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地位，都不可轻视。崛起的中国更应该具有全球视野。衡量世界大国区域国别学研究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所谓“小国”“弱国”的研究程度和水平。因此，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大思路上看，我国未来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应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区域国别全覆盖研究，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更应该下大力气。

　　三、交叉学科的构建

　　交叉学科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多学科的集成研究和多学科的相互有机“缠绕”。区域国别学本质上属于交叉学科，是一门覆盖全球的对国别和区域进行综合研究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人文、地理、资源等方面，因此，离不开多学科的集成研究和有机“缠绕”。对国别和区域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一个个“国家”和“区域”单元的研究，而这些“单元”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特点，这就需要多学科协同和跨学科交叉研究。但是，研究的难度在于，学者个体的学科把握和跨学科的学术积累是有限的，学者个体过多地承载多学科的学术容量会大大降低对研究对象研究的精准度，这个缺陷需要多个学者的协同研究加以弥补，而多个学者协同研究又会产生不可避免的重复与衔接失序的问题。尽管如此，区域国别学研究无论是学者的独立研究，还是学者的组团研究，都有可能产出高质量的学术作品，这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史上已经明显地呈现出来。

　　区域国别学需要创新、融合、嫁接和交叉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欧美国家将人文学科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参照性，但不能照搬，因为西方往往先“构建”一个所谓的理论范式，然后将其套用到区域国别研究中，“实际”服从于“理论”，特别是服从于西方的价值观。而以带有明显偏见的价值观去“衡量”和“判断”世界，用西方的“尺子”去“丈量”对象国和地区，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包含一定的偏见。中国区域国别学界的研究需要从两个大视野观察问题，一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需要出发，二是从世界发展大势出发，从人类共同命运与和平繁荣目标出发。事实上，历史上中国的“天下观”与“世界大同”思想是相同的，在现实国际大环境中，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框架下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不以征服世界为目标，而是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因此，中国在区域国别学研究方面具有更高的战略视野和更敦厚的世界情怀。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以解决世界矛盾、化解国际冲突、探索文明共处之道为最终追求的学术目标，而不是以自身利己主义为目的，以硬实力和软实力为支撑，以武力为工具通过制造冲突和矛盾实现自身的利益。这就是“解”绳与“结”绳的方式之别。

　　交叉研究是区域国别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交叉研究实际上就是运用不同的几个学科共同研究区域国别问题。区域国别学具有综合性与复合性的特点，这就需要区域国别学研究必须从系统和宏观的学术思维去观察问题；区域国别学也具有多层次和多要素的特点，这就需要区域国别学研究必须分清主次和关键点，在此基础上构建研究体系；区域国别学还具有递进性，这就需要区域国别学研究必须从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视角来观察问题。

　　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和复合性，这就要求其研究方法也必须与其特性相匹配。研究一个国家自然要研究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各层面，单靠一种研究方法不可能获得这个国家的全貌。这就要求区域国别研究一需要通才，二需要各领域研究者通力合作。区域国别学的多学科协同和跨学科研究特性决定了其研究的难度和复杂性，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理工科方法的综合协同运用，需要在宏观层面加以统筹。因此，客观、全面和准确地把握区域国别学需要多种相关学科的交叉和协同。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