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航辉，陆军指挥学院副教授，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綦大鹏，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来源：《美国研究》2024年第3期；美国研究

　　遏制战略是冷战时期美国针对苏联推行的争霸战略,它为美国赢得冷战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战略统领作用。1989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George H. W.Bush)在题为《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演讲中指出,“战后西方国家的大战略一直建立在遏制思想的基础上”；1993 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写到,遏制战略是促成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冷战末期,时任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理查德·劳伦斯(Richard D. Lawrence)预言,遏制思想在冷战后“仍将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时的一个考虑因素”。

　　2017年1月,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共和党非建制派入主白宫,彻底打破了自克林顿政府以来实行的“接触+遏制”的对华战略框架。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断言中国“挑战了美国权力、影响力和利益,试图削弱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报告公开宣告对华“接触”战略失败,表示要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出现重大转向。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出台《美国对华战略方针》,重申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宣布对华采取竞争性战略方针。

　　拜登政府执政后,认定中国是“唯一既有意图也日益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是美国面临的“最深远的地缘政治挑战”,实际上是把中国定性为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而上一个被美国认定为“头号竞争对手”的主权国家是冷战时期的苏联。基于这一威胁判断,拜登政府主张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宣称要在未来十年塑造“竞赢”中国的条件。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更加突出对华的经济排挤、科技封锁和军事威慑,更加注重动员盟友和伙伴孤立、牵制和制衡中国,对华战略竞争更具联动性、系统性和规划性。

　　众所周知,美国在冷战时期一直推行对苏遏制战略。但除杜鲁门政府以外,其他几届美国政府都没有使用“遏制战略”这一名称,即便是杜鲁门政府,也只是在不对外公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 (以下简称NSC 68号文件)中阐述了“遏制战略”,这说明判明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依据是战略的内容实质而非战略的具体名称。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维持对华的高关税壁垒、实施科技封锁、强化军事威慑并推进地缘政治竞争,其所作所为明显是在遏制中国。正如《美国保守派》杂志前高级编辑丹尼尔·拉里森(Daniel Larison)所言:“(美国)加强出口管制、增加军费开支、扩大东亚地区基地进入权等,这些做法明白无误地表明它在遏制中国。”尽管美国政府高官在公开场合否认寻求遏制中国,但在内部讨论中并不掩饰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2019年4月29日,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参加智库讨论时表示: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之间的斗争,她领导的政策规划室正在制定一项类似于冷战时期对苏遏制战略的对华战略,以应对中国这样一个“非高加索人种的强大竞争对手”。国务院政策规划室是美国政府内负责制定长期战略规划的核心部门,曾对美国赢得冷战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政策咨询和战略规划作用,斯金纳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政治精英的真实想法。综上所述,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并没有使用“遏制”之名,但实质上就是遏制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依靠遏制战略完胜苏联,如今美国试图通过遏制“竞赢”中国。在此背景下,研究美国遏制战略的思想根源,从根子上把握遏制战略背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美式战略思维和社会认知心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从遏制战略的逻辑起点、潜在对象、最高目标、战略途径、动员策略、部署重点六个方面,考察遏制战略背后的权力政治思想、“民主和平”思想和地缘政治思想,回答美国“为什么遏制”和“怎样遏制”对手国家这两个重要问题,从而为分析研判未来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策略方法、手段运用和发展趋向提供参考。

　　一、强调国家间权力斗争的权力政治思想

　　1783年美国赢得独立战争前,英国和法国在北美大陆的安全竞争,以及独立后长期被英国和西班牙帝国包围的现实危险,使美国国家安全政策长期被现实主义逻辑主导。19世纪末,时任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曾言,美国人认识到,国家间关系建立在自私的利益而不是感情或原则的基础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理想主义一度受到推崇,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了理想主义的缺陷,并推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成型。遏制战略的形成,恰逢理想主义刚刚幻灭和现实主义主导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特殊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深深的现实主义印记。从其思想根源来看,遏制战略首先是一种建立在现实主义世界观之上的大国竞争战略,这不仅因为被誉为“遏制之父”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更在于大多数美国政府决策者在“为他们的外交政策确定方向的心理地图上,现实主义是默认立场”,使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成为遏制战略的底层逻辑。

　　(一)遏制的逻辑起点：国家间权力斗争

　　现实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体系,其构成较为庞杂,最具影响力的是古典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以1948年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出版《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为标志正式形成,但其思想可追溯到 2000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该理论认为,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利益是判断、指导国家对外行为的唯一永恒标准,不论国家推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它们总是以利益为准绳采取行动;生存和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最基本组成部分,而权力是生存和安全的最好保障,国家之间总是为了权力而斗争,对权力贪得无厌。因此,国家内在的权力欲望是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力,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政治。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想为美国坚定遏制苏联的决心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德国这一共同的敌人不复存在,美苏关系从战时同盟变成“不确定的盟友”。当时,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对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牺牲表示同情,对美苏战时同盟关系感到满意,希望两国在战后保持合作。据盖洛普民调机构在 1945年9月的一次民调结果显示,54%的受访者表示苏联是美国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美国军方也认为,苏联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美苏保持合作是可能的。知名时政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公开呼吁美、苏等国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教训,走出历史上大国争斗的怪圈。以时任美国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为代表的自由派主张,美国应学会从苏联的角度看问题,理解苏联的不安全感,甚至“允许苏联在东欧有一块‘有限’的安全势力范围”,以妥协换取美苏战后合作。

　　对杜鲁门总统而言,他最关心的是苏联是否愿意接受美国关于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构想,因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领导世界,这是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后历代美国政治精英孜孜以求的大战略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威尔逊总统试图以“十四点计划”重建世界秩序,最终以失败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3个帝国崩溃,英、法两大帝国体系摇摇欲坠,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这为其重构世界秩序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1944年7月至1945年底,美国牵头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建立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之后,又通过创建联合国,建立了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秩序。通过上述举措,美国成功制服了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剩下要做的是“驯服”苏联。因此,在杜鲁门总统看来,美苏关系的走向取决于苏联是否愿意接受美国的战后世界秩序安排。

　　然而,战后苏联在波兰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政策”以及对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合作态度,特别是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关于“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必有一战”的演讲,使美国权势集团对苏联的意图感到怀疑和不安。“苏联政权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政治力量? 其对外政策的动机和目标是什么? 它是否满足于在东欧建立安全地带,还是谋求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一统天下?”对于这些问题,美国权势集团内部缺乏权威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杜鲁门主义”出台这段时间成为“美国外交史上最困难和令人困惑的时期之一……(因为)美国人在和平合作与全面斗争之间犹豫不决”。

　　为回应现实疑惑,时任美国外交官凯南先后在“长电报”和《苏联行为的根源》中分析了苏联的思维方式及其扩张倾向的深层动机,探讨了美苏关系的本质,并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政策主张。凯南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以冷峻的现实主义口吻写道:苏联权势的扩张并非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而是由源自“俄罗斯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驱动;为了生存和增强安全感,苏联不断提升自身实力,抓住一切机会扩大势力范围,其“政治行为就像一条不停流动的溪流,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它主要关心的是灌满世界权力盆地中可以抵达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因此,政治上美国必须把苏联当作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由于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力量的逻辑高度敏感”,“当它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可以轻易地退却”,因此美国需要对苏联的扩张倾向实施“长期、耐心但坚定与警觉地”遏制。凯南的分析体现了朴素的古典现实主义思想,即生存和安全是苏联扩张倾向的根本驱动力,竞争是美苏关系的本质。它为美国权势集团理解苏联内政外交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迎合了当时在华盛顿日益增长的对苏强硬立场,因此得到了杜鲁门当局的认可。

　　1949年,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令美国朝野大为震惊,促使杜鲁门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进行全面审查。1950年4月,杜鲁门总统签发NSC 68号文件,正式出台对苏遏制战略。NSC 68号文件开篇写道:过去35年,世界经历了两场全球性战争和两场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导致奥斯曼、奥匈、德国、意大利、日本5个帝国崩溃以及英、法两大帝国体系走向衰落,世界权力分布历史性地向美国和苏联集中,这是导致美苏竞争对抗的核心背景因素。换句话说,世界权力分布的两极格局和国家间权力斗争是导致美苏冷战的主要动因。如果说凯南对苏联扩张倾向的分析反映了朴素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那么NSC 68号文件的论述则体现了经典的古典现实主义思想。可见,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思想是推动杜鲁门政府出台对苏遏制战略的底层逻辑,是冷战时期历届美国政府将遏制战略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核心的根本原因。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单极时刻,美国对外战略面临“强势打压潜在竞争对手以维持主导地位,还是通过‘选择性接触’以‘驯化’对手”的战略选择。这两种选择代表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条不同的战略途径。为回应现实,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但不同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下,国家之间因无法掌握彼此意图而相互畏惧,使生存成为国家的首要关切,而获得权力是保障安全和生存的最佳途径,因此国家总是为了权力而斗争;最大的权力换来最大的安全,因此大国总是致力于追求地区霸权,同时阻止其他地区大国获得霸权,使大国关系表现为无休止的霸权竞争,这就是米尔斯海默所谓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根据这一逻辑,米尔斯海默公开主张遏制中国,因为他断定中国将“踏着山姆大叔的足迹”崛起,在亚洲推行中国的“门罗主义”,逐步将美国势力逐出亚洲。

　　进入21世纪,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导致国力日渐透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的困境,致使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甚至衰退。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中国快速崛起,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持续演进。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加深了美国政治精英对霸权旁落的焦虑,加重了其对崛起国家的战略戒心,进攻性现实主义日益受到重视。受此影响,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世界“重返大国竞争时代”,把中、俄定性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开始对中、俄实施不同程度的遏制。过去几年,尽管中国反对美国以竞争界定中美关系,但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不断升级,根本原因乃是美国政治精英越来越多地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评估大国关系,认定崛起后的中国将挑战美国霸权。这意味着,除非中国停止发展并中断崛起,否则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不大可能收手。

　　(二)遏制的战略途径:建立有利的权力平衡

　　均势理论是现实主义范式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下,国家总是寻求更多的权力以取得相对优势,同时阻挠其他国家获得权力优势,用权力制约权力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策略选择,其结果是国家间权力分布趋于平衡,而权力平衡被认为是保持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国家间权力斗争永不停歇,所以国家总是追求对自己有利的权力平衡,以使自己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并成为决定性变量。以摩根索、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大国是主宰和塑造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大国行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就是受权力均势的制约。在现实世界中,大国主要围绕地区主导权展开权力斗争,因此均势理论往往与地缘政治理论结合运用。

　　作为大英帝国衣钵传承者,美国深谙维持陆上强权之间权力平衡对于海权国家获得优势地位的重要性。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根本目的是恢复欧亚大陆均势,而两次世界大战经历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均势思想在美国战略思维中的地位。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胶着之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Spykman)预言:“战后世界权力依旧分散,远东、北美和欧洲各自形成自治的力量区域……在这样的权力政治环境下,维护美国的利益还要依赖于欧洲和亚洲的权力平衡。”1947年杜鲁门政府确立对苏遏制政策后,均势政策很快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主要战略途径,因为均势政策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国家间权力制衡防止任何一个国家独大,这与美国遏制苏联权势扩张的目标十分契合。1948年12月,凯南在美国国家战争学院讲课时提出:“在世界上敌对或不可依靠的势力中间建立一种均势,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们彼此争斗,确保它们在彼此冲突中消耗。”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赞同凯南的观点,他表示“从现在起,我们的政策目标将是在欧亚两洲恢复均势”,“一切行动都应根据这一目标来审视”。美国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甚至认为,遏制战略实质上是将均势思想运用到战后国家体系的构建中。

　　为了使均势政策更具可操作性,1948年凯南提出了世界五大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概念,认为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苏联、日本是全球至关重要的五大力量中心,美国的目标是将英国、德国和日本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以防止苏联控制这些力量中心。在凯南的建议下,美国深化美英特殊关系,改变对德、日的惩罚政策并将它们打造成“民主桥头堡”,建立北约、美日同盟等多边和双边军事同盟,确保将英、德、日拉入对苏遏制联盟体系。20世纪70年代初,在总体实力苏升美降的战略背景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了五大经济力量中心概念,将中国作为世界五大经济力量中心之一,实行联华制苏政策,核心逻辑是借西欧、日本和中国之力制衡苏联,在欧亚大陆建立对美国有利的权力平衡。

　　回顾冷战时期美国对苏遏制实践,美国的均势政策具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这是一种建立在权力优势基础上的均势政策,它并非是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真正的权力对等平衡,而是以美国拥有权力优势地位为前提的非对称性权力平衡,不管是在欧洲还是亚洲,情况都是如此。也就是说,美国所谓的权力均势是这样一种情势:即美国的介入能够决定性地改变当地权力平衡,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的离岸平衡手作用。第二,这是一种以权力和利益为根本衡量标准的均势政策,它不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驱使,以建立有利的权力平衡为首要目标,从而使美国外交政策极具灵活性。冷战期间,出于遏制苏联的需要,美国扶持昔日的敌手德国和日本,支持南斯拉夫的“铁托主义”,推动中美联合遏苏,屡屡突破意识形态屏障化敌为友,充分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务实、灵活的特征。

　　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将维持欧亚大陆均势作为达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2017 年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战略竞争后,均势政策的战略地位明显提升。2017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地区权力平衡的变化能够带来全球性影响,威胁美国利益”,“美国将使用一切国家力量工具,确保世界上任何地区不被某一大国主导”,推动构建“对美国以及美国盟友和伙伴有利的权力平衡”。言下之意,美国将使用各种手段和工具压制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防止中国成为东亚乃至亚洲地区的主导性大国。2022年2月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更加直白地指出,要“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尽可能对美国和美国盟伴有利的影响力平衡”。在上述文件指引下,近年来美国加快提升印太美军实力和能力,升级与日、韩、菲、澳等条约盟国的同盟关系,建立“奥库斯”(AUKUS)、“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等新联盟机制,持续推动北约“印太化”,目的是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构建对其有利的权力平衡。

　　二、突出国家间制度竞争的“民主和平”思想

　　美国人是“乌托邦式的道德家”,自认为肩负“铲除邪恶之徒和邪恶制度”以扩大“自由世界”版图的“天赋使命”。他们深受“民主和平”思想的影响,认为民主国家是爱好和平的,专制国家是邪恶好战的,民主国家难以与专制国家和平共处。与美国当权者习惯于用现实主义逻辑处理世界事务不同,普通美国人更喜欢在自由主义的大旗下为了“理想”和“原则”而战。基于这一大众心理,美国当权者为了推销对外扩张和争霸政策,常常把大国竞争或战争描绘成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权力斗争。以美苏冷战为例,杜鲁门政府出台对苏遏制战略,主要是基于现实主义逻辑,但为了争取国会、民众和海外盟友的支持,刻意夸大美苏之间的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从而为遏制战略披上了自由主义的“外衣”。也正是受“民主和平”思想的影响,历届美国政府都把“同化”对手制度作为遏制战略的最高目标,使遏制战略成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部分。

　　(一)遏制的最高目标:“同化”对手国家的制度和价值观

　　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 的出台,标志着美苏冷战对抗的正式开始。4个月后,凯南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X”文章,提出对苏联推行遏制政策,被杜鲁门政府采纳。确立对苏遏制政策后,明确遏制的目标也就刻不容缓。尽管凯南在“X”文章中提到,要迫使苏联政权最终“解体或逐渐软化”,但这一目标表述缺乏清晰度和可操作性。于是,1948年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的凯南利用在国家战争学院讲课的机会,提出了对苏遏制的目标体系,即基本目标是阻止苏联权势的扩张,中层目标是推动东欧卫星国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最高目标是促使苏联按照西方制定的国际规则行事。凯南主张的对苏遏制最高目标,实际上是要把苏联融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促成苏联制度和价值观的“西方化”。凯南的主张得到了杜鲁门政府的认可,并被写进被视为冷战纲领性文件的 NSC 68号文件中。NSC 68号文件提出,对苏遏制战略的目标是“促成俄国政权在国际关系实践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使“苏联接受特定、有限的国际环境条件,允许自由制度茁壮成长,俄国人民拥有决定自己命运前途的新机会”,从而正式确立“同化”苏联的最高目标。

　　杜鲁门政府以及其后历届美国政府之所以把“同化”苏联设定为对苏遏制的最高目标,主要是受“民主和平”思想的支配。“民主和平论”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基本假设为:国内政治决定国家的对外行为,专制国家缺少大众选举、舆论监督和权力制衡,因而比民主国家更加好战和更富侵略性。该理论的核心观点为:一个民主国家不会对另一个民主国家发动战争,即便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也极少威胁使用暴力。根据这一逻辑,国家有好坏之分,“好”国家(即民主国家)寻求合作,避免战争;“坏”国家(即专制国家)挑起争端,寻求使用武力实现对外扩张。因此,“对美国安全以及世界安全的最好保证,是在各地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消灭专制主义,实现民主制度一统天下。

　　尽管“民主和平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成于 20世纪70年代,但“民主和平”思想因与作为美利坚民族文化内核的“天赋使命”观高度契合,早在 20世纪初已被美国民众广泛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人普遍存在一种疑虑,即对内专制与对外侵略存在某种联系。正是这种疑虑,使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即便在美苏战时合作时期,也对苏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苏联在东欧、伊朗、土耳其等问题上表现出扩张倾向,美国人对苏联的疑虑进一步加重。1946年3月的一项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苏政策“太软弱”,只有3%的受访者认为“太强硬了”。由于苏联兼具集权统治和意识形态好战性两大特征,致使上至美国决策者下至普通民众都认为,难以与苏联友好和平共存。只有“同化”苏联的制度,将其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才有可能与其和平相处,才能令西方国家放心。事实上,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促使美国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一旦美国开始遏制苏联,那么击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化”苏联的政治制度也就自然而然成为遏制战略的目标追求。正因如此,美苏竞争突出表现为制度和道路之争,连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学者都认为美苏对抗深深地扎根于两国的内部制度之中。

　　冷战时期,无论是杜鲁门政府的对苏全面遏制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还是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和尼克松政府的缓和战略,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击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促成苏联对外行为方式的“西方化”。从最终结果看,东欧国家独立,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覆灭,美国达成了对苏遏制战略的所有目标。对此,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如是评价:美国的政治目标是维持现状,但其全盘努力在于寻求苏联专制主义的最终崩溃。可见,作为一种大国竞争战略,遏制战略的目标不仅是压制和削弱对手的实力,也包括“驯化”和“同化”对手的制度和价值观,使其丧失挑战美国的意愿,从而完成对其实力和意愿的双重压制,确保美国夺取世界霸权。因此,遏制战略是一种“不共戴天”式的竞争方略,是美苏对抗之所以发展成冷战的重要原因。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权势地位的提升使其拥有更好的条件在全世界推广民主,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民主和平论”在美国战略界的影响。1993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写道: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的民主和平”,也就是真正的和平;20世纪末将是“民主和平时代”的开端。克林顿政府的“接触和扩展战略”正是基于这一逻辑。2017年以来,美国以对华遏制战略代替对华“接触”战略,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认为过去40年的对华“接触”战略没有促成中国按照美国的设计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没有使中国成为所谓的“民主国家”,反而造成中国在价值观维度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过去,美国推行对华“接触”战略旨在“同化”中国,如今美国转向对华遏制战略自然不会放弃这一目标,更何况遏制战略本身就以“同化”对手为最高目标。随着美国深入推进对华遏制战略,对华人权攻势、意识形态攻势可能进一步加强,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制度和模式竞争将更加激烈。

　　(二)遏制的动员策略：渲染与对手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

　　遏制战略是遵循间接路线思想的大国竞争战略,需要投入巨大资源,要求坚持长期主义。布热津斯基指出,在与苏联的竞争中,“持久力是美国避免失败和最终取得优势的先决条件”,美国必须长期持续地推进对苏遏制目标。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当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踌躇是否要与苏联对抗时,强大的内部阻力使这两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

　　最直接的阻力来自美国国会,国会的要求简单明了:一是撤军,二是削减军费开支。国会的要求,反映了美国外交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思想。孤立主义者主张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不卷入欧亚大陆的权力斗争,以避免承担过多的国际义务,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自1776年建国以来,孤立主义思想长期主导美国对外政策。至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在美国超越了党派、种族和地域界限,成为美国社会的集体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孤立主义情绪迅速回潮,要求杜鲁门政府尽快从海外撤军的呼声此起彼伏。以国会议员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为代表的孤立主义者警告:“我们的士兵不想为了统治世界而战”,“或者是为了英国、苏联和美国三分天下而战”。在国会的敦促下,二战后美国实施了力度空前的裁军行动,兵员规模从1945年5月对德战争结束时的1200万骤减至1947年下半年的160万,军费开支从1945财年的816亿美元缩减至1947财年的 131亿美元。

　　除国会外,美国民众也无意与苏联进行竞争对抗。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艾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曾这样描述当时美国民众的心理状态:美国人对履行全球责任感到厌倦,他们“除了想解决与俄国的所有难题之后去看电影和喝可口可乐以外别无他求”。深层次讲,美国民众的超然态度反映了美国的民族性格。美苏竞争本质上是霸权竞争,受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的驱动。但是,美国人不喜欢现实主义,对权力政治感到厌恶,因为它与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和道德准则相冲突。如今,杜鲁门政府基于权力斗争的逻辑与苏联竞争对抗,要求民众做出巨大牺牲,这是难以被美国民众接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孤立主义的回潮和美国民众对权力政治的普遍厌恶,使杜鲁门政府向国会和民众兜售对苏遏制政策时面临巨大挑战。时政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攻击“遏制主义”是“战略怪物”,将浪费美国的财力物力,并滥用美国的威望,而美国民众则把提供对外援助视为“填老鼠洞的计划”。然而,时任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明白,有一种东西可以用来激励美国民众,那就是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张的恐惧。这反映了美国民族性格的另一面。美国人自视为“上帝的选民”,怀揣“自由”与“民主”的理想,肩负拓展民主制度和扩大“自由世界”的“天赋使命”。大多数美国人厌恶战争,但如果战争是为了保卫和推广民主事业,那就可以接受。因此,美国人倾向于把本国与敌国的战争看成善与恶的较量,他们愿意为理想主义而战。麦金莱政府称发动美西战争是“为了人类事业”,威尔逊政府号召美国参加一战以“保卫民主”,罗斯福政府以“报复日本邪恶且残忍的攻击”和“保卫自由和民族自决权”为由带领美国参加二战,杜鲁门政府打算祭出制度竞争的旗帜以动员美国人支持与苏联对抗。

　　1947年3月,在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的建议下,杜鲁门政府在国会发表演讲,将美苏竞争描绘成“民主与极权”的斗争,其结果关乎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存续,意图以恐吓的方式说服国会支持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杜鲁门的演讲不仅使他争取到了国会的支持,而且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民众的态度。鲁门发表演讲2天后,盖洛普做了专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支持政府向希腊提供援助。这表明,用讨伐共产主义扩张来包装反苏权力斗争,能够说服国会并激发美国人的斗志。受此启发,1950年 4月出台的NSC 68号文件使用了更加夸张的语言描述美苏竞争,以说服国会和民众支持政府庞大的扩军战备计划。该文件将美苏竞争定义为“自由世界与奴役世界”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冲突”,认为“在目前权力极化的背景下,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相当于在所有地方的失败”,因此要“塑造有利于自由社会生存和繁荣的国际环境”。此后,渲染美苏意识形态斗争便成为历届美国政府动员国会、民众以及海外盟友支持对苏遏制的标准“配方”。

　　美国对苏遏制实践表明,遏制是一个长期过程,但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大众心理追求新奇、缺乏耐心,美国当权者只有通过渲染“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才能维持国内支持。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持续演进,中国与美国和美盟国家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欧洲强国、新兴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战略自主性增强,美国推行对华遏制战略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阻力。这决定了美国必然打“价值观牌”,通过渲染中国构成的所谓“价值观挑战”动员国内民众,以形成“全社会反华”氛围,并说服西方民主国家选边站。正如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组202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只是把中国定性为“流氓国家”(即令人厌恶但在正常范围内),那么美国的盟友可能不会支持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推动力,“利用共同的价值观赢得盟友对我们观点的支持”。正是基于这一逻辑,近年来美国当权者频繁使用“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框定中美战略竞争。在国内层面,称“中国压制人权”,“中国提倡的价值观对美国社会的基本信仰构成挑战”,号召美国民众“捍卫居于美国生活方式中心地位的民主价值观”;在国际层面,称中国是“修正主义专制国家”,“对外输出专制统治工具”,认为中美竞争的实质是“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国际秩序”的竞争,试图以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拉拢盟伴、孤立围堵中国。

　　三、服务于大国争霸的地缘政治思想

　　自20世纪以来,美国周期性地面临“孤立于西半球”还是“干预旧世界”的大战略抉择,“孤立”还是“干预”实质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思想。地缘战略决策的现实需要,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同时也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提出了三个最具影响力的地缘政治理论,分别是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陆地说”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美国学派占其二。这三个理论本质上都服务于大国争霸,因此,当美国在战后致力于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时,地缘政治理论自然而然地成为遏制战略的行动指南。正因为遏制战略深受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麦金德、斯皮克曼被誉为“遏制教父”,而美国对苏遏制战略亦被称为对苏地缘政治战略。

　　(一)遏制的对象:欧亚大陆的潜在主导国

　　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对美国出台遏制战略并确定遏制对象具有重要影响。从1904年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麦金德在40年间持续研究欧亚大陆的政治地理,提出了“心脏陆地说”。该理论认为,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可理解为陆权与海权的对抗史;欧亚大陆是世界权力的中心,它包括“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对世界政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心脏地带”,“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整个世界”;由于控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枢纽国家拥有建立世界帝国的潜力,海权国家的战略是阻止枢纽国家向“边缘地带”扩张势力范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心脏陆地说”引起了美国学界的浓厚兴趣。1943年,应美国《外交事务》杂志邀请,麦金德结合国际形势阐述了“心脏陆地说”。他指出,如果苏联战胜德国,它将成为最强大的陆上强权,那时欧亚大陆陆权国与控制两洋的海权国的对抗将不可避免,这是战后的新地理现实。在麦金德看来,美国应从英国手中接过对抗欧亚大陆陆权国的历史性使命,阻止苏联成为欧亚大陆霸权国。

　　麦金德的理论,对美国学界、军方和政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批判性地继承了麦金德的陆权理论,他在1942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中指出:苏联目前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一个统治乌拉尔山脉到北海的庞大苏联与一个统治从北海到乌拉尔山脉的德国没什么差别”;美国的战略是维持欧洲和亚洲的权力平衡,防止任何单一陆上强国控制欧亚大陆。受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理论的影响,1944年底时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对美国驻巴黎使馆工作人员表示,他“并不相信,欧洲大陆若为任何一个大国单独主导,将会符合我们(美国)的利益。”1945年初,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凯南在评估战后国际形势时,以悲观的地缘政治口吻写道:“欧洲出现的一个基本冲突……是争夺大西洋海权与占有欧亚陆权间的利益冲突。前者要求保留欧洲半岛充满活力和独立的政治生活;而后者偏偏总是追求向西拓展,而且永远也不会找到一个在它看来可以安全地停下来的地方,除非到达大西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战略界很快形成两点共识:第一,德、日战败后,苏联成为欧亚大陆的潜在霸权国,苏联领导人不会错过成为欧洲霸主的机会;第二,绝不能让苏联掌控欧亚大陆,否则,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将得不到保障。1948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评估国际形势时断定:“美国必须寻求防止任何单一国家或国家联盟的力量增长到对西半球构成威胁的权势地位。苏联对亚洲、西欧或两者的主导地位,将对美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1949年1月签发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0 / 4号文件(NSC 20 / 4)进一步指出:“苏联对欧亚大陆潜在力量的控制,无论是靠武装入侵还是靠政治途径和颠覆手段取得,都是美国在战略上和政治上不能接受的。”可见,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理论是冷战时期美国推行对苏遏制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美国的对外战略由霸权争夺演变成霸权护持。1993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要领导世界。1997年,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提出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战略行动纲领。他指出,欧亚大陆是全球地缘政治中轴,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目标,它至少存在5个关键地缘战略棋手和5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如何处理欧亚大陆复杂的大国关系,特别是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敌对的欧亚大陆强国出现,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能够将美国赶出欧亚大陆,对美国在全球发挥主导作用极为重要。显然,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理论旨在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开展地缘政治竞争提供行动指南。

　　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理论,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战略思维。受其影响,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没有放弃或拆解针对苏联建立的全球联盟体系,而是将它用于防范和遏制欧亚大陆的潜在主导国。2009 年,前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索尔·科恩(Saul Co鄄hen)称,“中国具有极佳的条件统治欧亚大陆”; 两年后,奥巴马政府提出“转身亚太”政策,出台了以防范中国为核心目标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自2017年以来,美国认定中国意图夺取印太地区霸权,这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因而是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其思维方式体现了明显的地缘政治逻辑。

　　(二)遏制的重点: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

　　如果说麦金德的“心脏陆地说”更多地为美国针对苏联推行遏制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那么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则更多地为美国确定对苏遏制的战略部署提供了行动指南。“边缘地带说”认为,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沿海地带之间的“边缘地带”是人口、资源和财富的聚集地,在未来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是大国争夺世界主导权的要害所在,“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控了整个世界的命运”。斯皮克曼的理论得到了时任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邓恩(Frederik Dunn)的支持,邓恩指出: 由谁控制欧洲和亚洲的“边缘地带”,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如果这些地带落入一个敌视美国的国家或国家联盟手中,所形成的包围将使我们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从历史角度看,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力量部署。

　　1947年凯南在“X”文章中提出对苏遏制政策后,以李普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派认为,遏制政策将导致美国在心理和地缘政治上过度伸张。李普曼警告,遏制会把美国带到苏联周边广袤的荒蛮之地,美国将被迫陷入支持难以存活的政权的泥潭,这样做不仅不会加强美国的安全,反而会削弱美国的决心,耗尽美国的资源。杜鲁门也认为,美国的资源有限,“必须将它们用在能够最有效地恢复世界上的生产、自由和信心的地方。”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正好为美国有重点地实施对苏全球遏制提供了指南。

　　斯皮克曼认为,欧洲沿海地区、中东阿拉伯沙漠地区和亚洲季风区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只要控制上述地带,就能够左右欧亚大陆的总体政治走向。依据斯皮克曼的理论,美国推行“要点防御”部署理念,沿着欧亚大陆边缘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中央条约组织(CENTO)、东南亚条约组织( SEATO)、美日同盟、美菲同盟等多边和双边军事同盟,以提供安全保障为名向盟国派驻美军,逐步在欧洲沿海地区、中东沙漠地区和亚洲季风区构筑了三条对苏军事遏制线,对苏联形成三面围堵之势。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1957年至冷战结束,美国海外驻军规模保持在25万以上,其中90%以上的驻军分布在欧洲、中东和亚洲“边缘地带”,70%以上的驻军集中在欧、亚两端。

　　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将欧洲、中东和亚太地区作为重点战区进行经营,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维持相当规模的驻军,同时拓展、升级与“边缘地带”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推动北约完成5轮东扩,吸收前苏联势力范围内14个国家入盟,以巩固其在“边缘地带”的优势地位,防范潜在竞争对手。自2017年发起对中、俄的战略竞争以来,美国明显加强了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战略布局和力量部署。欧洲方向,美国策动乌克兰危机以激活北约,借机将驻欧美军数量从8万增至10万,加强对欧洲国家控制力的同时,通过打代理人战争持续消耗俄罗斯;亚太方向,美国一边加强对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等传统亚太盟友的军事捆绑,一边挑动激化印度、菲律宾、日本等国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同时建立“奥库斯”等新的反华军事联盟,强化对华军事遏压;中东方向,尽管美国早已终止全球反恐战争,但依然保持了近4万人的驻军。上述动作,反映了美国以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遏制陆权国家实力增长的地缘战略思维,也预示着美国对中、俄的遏制将围绕控制“边缘地带”展开。

　　结语

　　遏制战略形成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冷战后成为美国护持霸权的大国竞争战略。遏制战略的形成与演进受到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传统战略思维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和支配。回顾美国对苏遏制实践并联系到当前美国对华遏制举措,对遏制战略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较深的是权力政治思想、“民主和平”思想和地缘政治思想,它们从根子上规定了遏制的逻辑起点、潜在对象、最高目标、战略途径、动员策略和战略部署。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权力政治思想促使美国当权者主要从权力斗争视角审视国家间关系,认为国家间权力斗争是永恒的,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在定义与其他大国关系时,美国当权者主要从实力的角度进行权衡,不大看重对方的意图,只要对方实力增长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管这种威胁是潜在的还是现实的,美国都不能容忍,就会对其进行遏制打压。因此,美国总是对崛起大国保持警惕。从权力政治逻辑分析,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国自 2017年以来不断发起对华战略竞争,推行对华遏制战略,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国民生产总值第二大国的实力地位令美国感到惶恐与不安。

　　展望未来,随着美国判定“未来十年对于塑造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条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美国对华遏制的力度和广度将进一步升级加码,中国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也将持续加大。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两个维度判断,未来美国对华遏制的主要战略途径是均势政策,即以双边、小多边形式组建不同议题、不同程度的遏华联盟,并谋求推动形成全球遏华大联盟,以孤立、压制和削弱中国,阻止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除非中国停止发展和中断崛起,否则无论中国如何表示善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不大可能改变,因为美国当权者主要按权力政治逻辑行事,中国应对此保持清醒认识。

　　第二,尽管美国更关注对手实力的消长,将打压、削弱对手实力作为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但“民主和平”思想将强有力地推动美国当权者寻求“驯化”甚至“同化”对手的制度和价值观,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基于恐怖平衡的和平是虚幻和脆弱的”,只有“持久的民主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实际上,这里蕴含着美国界定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逻辑,即:有实力,有或者没有意图,都是竞争对手;没有实力,有意图,是不合格的竞争对手;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意图,才不是竞争对手。当前美国对华遏制打压,同样遵循这一逻辑。由此可推,尽管拜登政府多次保证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但中国有必要保持警惕。此外,为了动员国内民众、海外盟友和伙伴支持对华遏制战略,美国将持续放大、渲染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制度对立和意识形态斗争,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中美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将更趋激烈。

　　第三,地缘政治理论是美国制定大战略的重要依据,受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一战以来美国的大战略一直是防止欧亚大陆出现潜在主导国,因此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权力结构变化尤其敏感。美国两次与德国作战、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本作战、冷战期间遏制苏联,都是基于地缘政治逻辑。当前美国推行对华遏制战略,也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考量。在美国看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在东亚地区处于优势地位,未来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必须加以遏制。考虑到中国的地缘政治现实,未来美国对华遏制的战略部署将围绕印太地区展开,同时兼顾对欧洲和中东地区的争夺。其中,角逐印太的目标是围堵和困住中国,回推中国的影响力;争夺欧洲和中东的目标是削弱甚至切断中国与欧洲的市场技术和中东的能源资源的联系,以遏制中国的发展潜力。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