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区域国别的本质特征一致，城市同样具有“方域性”，城市本身也是“可大可小，可以是某个国家的某个地区，或者某个具体的国家”，也可以专论其跨国跨境的影响力。因此，在区域国别研究场景中，城市是普遍存在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城市研究的交叉结合点丰富而多元，区域国别视野中的城市研究正在促成区域国别学和城市学两大学科的对话和研究协同，促进区域国别学在学科意义上生产出更多“普遍性”“抽象化”“通则化”的理论成果。

　　从市街到世界，区域国别学视野下的城市研究有明显的四个理论层次：一是“市街城市”层面，这里主要强调不同区域、不同国别中某一个或某一组被选定城市内部的市政治理，其地方性最强，可以是极其微观的“地方性知识”型城市研究；二是“国别城市”层面，在这一层面上，由于国别研究的因素占据主导性，围绕国别城市的研究往往和所在国家的政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议题相联系，城市是其所属国家施展力量的平台，主要以国家理论与之对接；三是“区域城市”层面，这里的区域是“国际区域”，在这一层面上，区域代表性城市研究相对集中，强调城市在特定跨国区域中的影响力，“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等城市研究主要在这一层面展开，属于城市介入到国际关系之中的一种形态；四是“世界城市”层面，“世界城市”也可在宽泛意义上表述为“全球城市”“世界级城市”，这些城市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全球影响力，在全球性要素流转和配置过程中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这是城市在参与和构建全球治理层面的场景。

　　因此，区域国别的城市研究本质上是“市街城市”“国别城市”“区域城市”和“世界城市”四个层面城市研究的交叉组合，形象地讲类似互联互通的四层楼梯，这其中存在一种有助于学科知识生产的原生理论——区域国别研究的城市阶梯理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区域国别的城市研究从无序走向有序，从零散走向整体，并因此贡献更多的区域国别学普遍性知识。

　　一、“市街城市”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开展

　　城市是人类聚居之所，市街是人类城市生活场景中的基本样貌。探究“市街城市”肌理，是攀登区域国别研究中城市阶梯的基本功。“市街城市”研究涉及大量具体的城市学领域，特别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更新、城市经济与社会、城市治理与管制、城市文化研究的具体领域。在区域国别研究视野下，具体而尽可能详尽的“市街城市”研究受到鼓励而非限制，是一个可喜现象，也是区域国别学本身的学术富矿。对起步阶段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而言，学科内“市街城市”研究群体和梯队尚未形成，需要大量借助城乡规划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甚至学科门类专业人员的力量，对特定区域、国别选定城市在“市街城市”层面的具体问题尽可能深入把握。同时，这些专业学科人员的区域国别学意识培养和系统性区域国别研究训练亟待加强，如其不然，很容易让“市街城市”层面的区域国别研究过于零散而无从系统化。

　　从区域国别学角度出发，“市街城市”研究为区域国别研究所用，也应在轻重缓急方面提出相应要求。区域国别学作为“大国之学”，服务于国家战略是基本立场，对域外城市在“市街”层面的研究也需要注重配合国家战略。例如，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布局中，通过梳理区域国别的节点城市在“市街”层面的发展现状，研判哪些方面能够比较容易地开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哪些方面则有困难以及有哪些困难，如何解决，这才是研究导向。再如，国外城市制度和发展水平各有千秋，区域国别学的城市研究打破传统城市研究的条条框框就极有必要。举例而言，一概按照中国城市“行政辖区制”发展经验理解国外城市，就会产生不少问题，因为外国城市在市街组合上很有可能是“功能区制”或“移民聚居区制”，这就要求“市街城市”层面的区域国别研究不断因地制宜，为国家战略的“落地化”打通“最后一公里”。

　　二、“国别城市”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深化

　　对于区域国别学研究而言，“国别城市”的提出往往必须和所研究对象国的“国家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直接关联。诚然，对这一类型的城市研究也要涉及到大量的“市街城市”层面的内容，但研究的重心需要迁移到对象国与选定城市关系的层面。

　　区域国别学意义上的“国别城市”，是相关国别的主要代表性城市，这些城市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此类城市也承接着研究对象国大量国家级政策的落地任务。能够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一定意义上象征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别城市”显然更加能够吸引研究力量，如专业的都城研究、大都市研究直至因中心城市而形成的都市带、都市群研究。一般而言，在区域国别学研究视野下，大国和中等强国才会拥有多个国家中心城市，一般中等国家和小国的“国别城市”往往只能是首都城市。研究区域国别学所讨论的“国别城市”，需要善于将此类城市的市街层面与国家层面相区隔，主要研究国家级内政外交工作在城市层面的体现和布局。例如，对异域“国别城市”的研究，重视其国家机构在城市中的布局问题，探讨其国家垂直管理的各相关单元如何影响城市运营等，与纯粹地方政府事务的城市管理研究问题要形成区隔。

　　同时，我们尤为需要注意到，虽然现代主权国家在国际法地位上一律平等，但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绝非整齐划一，在国别城市治理方面同样如此。如联邦制国家结构下的“市州”，城市本身就已经取得了“州”的地位，这些城市参与国家级事务的能力显然要强于一般普通城市；还有些城市因为该国宪法法定地位而特殊化。即使是单一制结构下的国别城市研究，也有大量的差异性。“国别城市”层面的区域国别研究，还可以大量纳入各国国家级特殊经济区研究的内容，因为这些区域往往是国家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重要结合点，是各国国家级政策在城市中得以体现的高地。

　　三、“区域城市”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突破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区域”实际上专指“国际区域”，并由此派生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分支“国际区域学”。对接到区域国别学“区域城市”研究领域，我们需要把握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城市因具体辖区的安排，在地理上是从属于国别的，但是在政治影响力和经济辐射度上，城市又可以超越国界，形成“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甚至更高能级的城市，这是高水平“国别城市”的普遍追求。

　　既有研究指出，“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通常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经济实力雄厚。这些城市在区域内具有显著的经济影响力，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区域性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与交易巨大。这些城市吸引着国内外的高端资源流动和交易；第三，具有一定的全球影响力。尽管它们的总体影响力可能不及更高能级的“全球城市”，但在特定的领域或区域中，它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这一导向显然将“区域城市”的区域国别研究引导到“国家中心城市”的国际区域影响力层面。对于大国和中等强国而言，能够掌握和发展“区域城市”，显然对实现自身国家战略有利，这些城市的跨国区域影响力聚集起的内外资源，使国家层面的对外关系发展层次更加丰富。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当今世界各大国和中等强国，培育和建设自身的“区域城市”，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将国家级资源倾斜和投放到“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层面。一些后发但拥有区位优势的城市也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积极向国家争取对外资源，不断增强自身影响国际区域的能力。

　　区域国别学的“区域城市”研究，一定要抓住特定国际区域做文章，在找准城市定位上下功夫，站在国际区域影响力、辐射力角度看城市发展。同一区域内，隶属于不同国别的“区域城市”之间的相互关联、互动影响等，也是该领域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突破点。

　　四、“世界城市”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与全球治理相交叉

　　尽管是“区域”和“国别”的学问，但区域国别学的最终关怀，还是会与全球治理的场景互构。在学科发展意义上，区域国别学研究成果最终能够服务于大国国家战略，是学科生命力源泉。在大国国家战略中，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引领全球治理是重要一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落实到城市层面，“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世界级城市”的实践，就是城市参与和形塑全球治理网络的现实样貌。在区域国别学视角下，“世界城市”是多重多元的研究对象，能够担纲这一级别任务的城市，毫无疑问也是相关区域、国别范畴内能级最高的城市。区域国别学对此类城市研究的研究，能否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知识生产，需要某种通识交叉，真正脚踏实地地全面攀登区域国别学的城市阶梯，使全球治理的种种愿景在“世界城市”层面首先落到实处。

　　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世界城市”内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这一级别城市的实现情况，可以作为优先内容。区域国别研究“在地化”的特征，全球治理研究的高屋建瓴与实践诉求，在“世界城市”的场景中形成学科交叉，从而引发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生产，这是区域国别研究在“世界城市”层面发挥作用的依循。

　　“城市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关键标志，是文明成果的荟萃之地，城市不仅仅是非农人口与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孕育了适应时代变化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从古至今都是经济文化的‘高地’。”作为新兴的中国区域国别学，专业的区域国别城市研究应当尽早启动，在多个城市阶梯层级上提供关键知识生产，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城市发展。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升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城市参与度研究”〈2017ECK002〉和盐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共建能力的路径研究”（24skB352）成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