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怎么理解“政治”概念这个古老的问题，对认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外交行为至关重要。当处于霸权地位的帝国因其他国家的崛起而呈衰弱之势的时候，帝国就不再依靠其建立的国际制度而维持秩序，相反则是通过破坏国际制度、制造对抗和动荡来维护“自由帝国秩序”，更何况对抗性资源分配一直是其文明基因。

　　作者简介：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怎么理解“政治”概念这个古老的问题，对认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外交行为至关重要。从历史政治学的角度看，历史的属性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式，长期的制度变迁方式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制度、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并由此诞生了相应的政治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历史的，也是地方性的。布罗代尔（F. Braudel）认为历史有两个面向：社会的和政治的。钱穆等历史大家认为，中国在政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国家史、政治史从先秦就被塑造了。我们的制度行为方式和心理都是政治史的产物。那么社会史是什么意思呢？从古希腊开始，就是“多统”即碎片化的历史。

　　从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实际上是地方自治，也是碎片化的）开始，欧洲就是碎片化的，中世纪是高度碎片化，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的时候，碎片化更加明显，战争频发，长达1000年的中世纪，如果哪一年没有战争，是非常奇怪的事。战争制造了民族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个过程还没有完，冷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继续东扩，压迫俄罗斯，这其实是中世纪政治的延续，是战争制造国家的历史的延续。社会史属性的制度变迁方式是什么？因为大家都要生存，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那么制度变迁的方式就是对抗性分配资源，就是说在欧洲对外对抗性分配资源。

　　在内部政治当中，这种对抗性可能表现为多党制竞争，就是代议制。这种政治制度塑造了民族心理、民族性。这体现在政治的概念上。流行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指出，政治是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往前追溯，拉斯韦尔（H. Lasswell）说“政治学是谁得到，如何得到，何时得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政治就是权力分配。那么对历史的政治叙事是什么样的呢？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说政治是划分敌友；马克思说政治是一切文明史和阶级斗争史。马克思之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K. P. G. von Clausewitz）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17世纪，霍布斯（T. Hobbes）说人与人之间是狼的关系，即战争状态。这就是社会史演绎出的政治观或者民族性。

　　美国是欧洲的延续，美国的历史属性是更典型的社会史。托克维尔（A. de Tocqueville）说美国成功有三个因素——法制、民情、地理。我们对美国的“民情”研究不够。美国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战争制造独立；内战推动邦联制到联邦制的转变；一战使美国走向世界，二战使美国主导世界。可以说，从欧洲来到美洲消灭异族，然后从邦联到联邦，再到美国国家形成，都是战争制造的，在战争制造的过程中，美国形成了军工复合体，战争是体制性存在的内在需要和依据。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关于政治的理解其实就体现了其民族性或者说文明观与世界观。这种社会史塑造的政治观和世界观，是理解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内政外交的根源。

　　美西方的国际观就是以战争制造的民族国家为主体，以对抗性资源分配为逻辑，构建出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丛林化的世界秩序。

　　民族国家内在的竞争性和外在的竞争性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即都是自治性多元权力追求主体利益的结果。正如摩根索（H. Morgenthau）所说：“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不过是权力斗争这一现象的两种不同表现。”因此，西方竞争性的国际秩序可以说是国内秩序的延伸，这种国际秩序的最好结果是均势，正如国内秩序的最好结果是分权制衡。然而由于民族国家之间力量的不确定性，稳定的均衡难以实现，竞争性的国际秩序往往导向霸权和帝国。

　　早在古希腊时期，城邦间就展现出明晰的竞争性。雅典和斯巴达的竞争尤为令人瞩目，两个地区性的霸权城邦为争夺希腊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最终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近代西方国际秩序起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教皇拒绝承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合法地位，“因为它肯定了由路德教开始的宗教分裂，它极大地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权威和教皇所代表的基督教统一的象征”。对欧洲表面上统一的彻底否定，事实上证明了主权国家的合法性。主权国家的出现使得欧洲世界呈现出一对根本性矛盾，“一方面是以制度密度、等级关系、共享利益和强有力的集体认同为特征的国内政治范围，另一方面则是以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和规则、利益冲突、认同相悖为特征的国际政治范围”。尤其在拿破仑战争的威胁下，欧洲民族国家逐渐成形，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成为国民的普遍追求，“拿破仑战争开始了国家外交政策和战争的时代；也就是说，国家众多的公民对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认同取代了对王朝利益的认同”。国内政治的高度统一与国际政治的丛林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正是国内政治的高度统一导致了国际政治的丛林状态：国内政治的统一意味着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国家力量的提高，利益一致的民族国家纷纷向外寻求个体性利益的扩张，并以其强大的武力造成了国际政治的丛林状态。

　　基于民族国家的普遍竞争，西方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温特提出国际社会的三种文化：以战争、杀戮为特点的霍布斯文化；以规则竞争为特点的洛克文化；以合作、友谊为特点的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意味着不同的发展次序，“霍布斯文化的高死亡率使人们有了创造洛克文化的动机，洛克文化表现出来的持续暴力，尤其是当为了适应竞争逻辑的需要，毁灭性力量得以发展的时候，又使人们有了向康德文化发展的动机”。事实上，这三种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拥有共同的霍布斯预设。霍布斯强调人与人在丛林状态下的相互斗争，而洛克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秩序只是斗争的短暂平衡。国家内的个体为应对来自国际的威胁，可以在民族的概念下团结起来。但是民族国家作为个体，拥有极强的主权原则，其力量的强大以及国际生存的需要使得它们只能够在斗争中求取短暂的均势和平。由于民族国家数量少且差异性极大，平衡和均势秩序是不稳定的，最终要被打破，重回霍布斯状态。康德的著作也有着深刻的霍布斯背景，正如塔克（R. Tuck）所说：“在康德所有成熟的著作中，他都强调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是正确的，并且认为因而人的基本道德责任就是离弃自然状态而进入公民社会。”法国大革命之后，康德永久和平的观点在法国流行起来，法国的革命者认为，“康德所设想的正是当革命越过莱茵河时，法国与其他共和国之间似乎就要出现的那种关系”。然而现实是，革命带来了拿破仑帝国，而非欧洲的永久和平。

　　西方意义上的国际是拥有主权的个体在法理平等的意义上展开竞争。这种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像国内政治一样达到权力平衡，并建构起一套竞争的体系框架。华尔兹（K. Waltz）为建构这种国际平衡体系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华尔兹看到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张力：“国内政治是权威、管理和法律的领域，而国际政治则是权力、斗争与和解的领域。”国家间的斗争与和解导致国际体系结构的产生，而每一个国家都会受到这种体系结构的限制。在这种结构的限定之中，“国家寻求权力的制衡，而非权力的最大化”。国家作为系统结构的单元，其力量是在不断变化的，“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结构的变化导致对系统单元的行为以及它们互动结果的预期也随之变化”。系统单元能力的变化将导致结构的不确定性，在华尔兹看来，两个大国之间的均衡更容易避免结构的巨大变化，因此也是最具稳定性的，因为“如果彼此竞争的集团实力十分相近，而竞争又是围绕重大利益展开的，那么一方实力的衰落将可能导致自身的毁灭”。两个竞争性大国为了避免自身的毁灭，就会努力维系系统结构的稳定。

　　华尔兹看到了主权国家竞争性的现实，却建构了一个非现实性的国际政治体系。若我们将视野投入历史，就会发现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结构从未实现。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主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动力。在权力普遍竞争的状态下，和平只能通过两种方式维持，“一是社会力量的自我调节机制，它表现为国际舞台上的权力角逐，即权力均衡。二是以国际法、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的形式对权力角逐加以规范性的限制”。事实上，对权力限制的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权力的均衡，因为相对于国际法和舆论来说，强大的力量更具约束力。因此和平的关键在于权力平衡，“平衡系指若干独立存在力量构成的体系内部的稳定”。权力平衡并不能够从根本上取消权力的多样性和对抗性。主权国家的力量并非一成不变的，尤其对于强大的国家来说，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使它们拥有强烈的破坏平衡的冲动。斯奈德（J. Snyder）说：“均势是不起作用的，对于自己的对手而言，只有当它们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它们才会变得更为驯从。”均势的破坏往往意味着全球性霸权的诞生。所以对于西方的国际社会来说，均势是短暂的，霸权是永恒的。亨廷顿说得一针见血：“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有鉴于此，笔者称华尔兹的现实主义理论为“去帝国主义化的非历史的国际政治理论”。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发展，主权国家间的竞争又与经济的竞争紧密联系起来。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认为，“资本的‘国际化’和‘民族化’，一方面是世界经济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性，而另一方面是它分裂为各个国家集团。这两种相反趋势之间的矛盾促使体系陷入战争和崩溃”。资本的国际化和民族化之间的张力，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的矛盾状态。由于国际分工，民族国家前所未有地依赖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它们又要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扩张。卢森堡（Rosa Luxemburg）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必然要依赖武力，“武力是资本可以使用的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被视为一种历史过程的资本积累把武力不仅当作它的根源，而且当作一种永恒的武器来使用，几乎进一步延续到了今天”。资本的矛盾需要武力解决，而武力的背后是具有强大力量的民族国家。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宣扬自由市场的国家以武力开拓它们的“自由市场”。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之间可以实现长期的和平？民主和平论的根源是什么？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曾说：“所有发达民主国家构成了霍布斯现实主义海洋中的自由和平群岛。”自由和平群岛的实现，本质上依赖于经济上的高度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一方面表现为民主国家之间工业体系的相互补充，另一方面表现为霸权国家通过金融资本对其他民主国家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控制以达到利益一致。19世纪的英国霸权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特征。由于国际市场的扩大和英国本土技术的提高，它需要欧洲第二层次的工业化国家作为补充，“鉴于边缘区市场的扩大，英国将需要紧随其后的工业化国家作为第二个层次，以弥补随着她的技术新发展将留下的空隙”。与此同时，英国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通过对商业和金融的控制，它并不需要担心其他欧洲国家对自己经济利益的过度损害，“通过控制商业和金融，英国现在开始赢得大量不显眼的存款，包括海上商人、商业代办的所得，海外专家和殖民官员的汇款、投资的利润”。这样的霸权逻辑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行“马歇尔计划”的美国成功复制。因此，民主和平论本质上仍然是霸权和平论，这种霸权竞争的结果就是帝国。

　　西方经常标榜其自由理论，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史专家塔克评价欧洲自由主义理论说：“它们最深层的主题是暴力，个人对个人、国家对国家的暴力。”自由意味着个体性的凸显，个体性与他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竞争和冲突，而冲突的最终解决依靠暴力。因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国内政治的核心是国家对合法性暴力的垄断，国际政治的核心是帝国对强制性暴力的垄断。自由主义的国内秩序，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自由；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帝国的自由。

　　基于民族国家的竞争性秩序，国家间理论上的平等反而导致最大的不平等——帝国的诞生。社会史的发展逻辑构成了西方“国家性”的根基，作为主权个体的民族国家在丛林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斗争求存，并最终发展为扩张性的帝国主义，正如哈特（M. Hardt）所说：“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出它们自身疆域的扩张。”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因此展现为帝国秩序，笔者在考察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后认为，其理论的历史本体论就是帝国主义。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或者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发展，前现代区域性的帝国逐渐发展为全球性的帝国。现代帝国以普世性的文明话语为外衣，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追求其权力和利益的无限扩张。

　　当处于霸权地位的帝国因其他国家的崛起而呈衰弱之势的时候，帝国就不再依靠其建立的国际制度而维持秩序，相反则是通过破坏国际制度、制造对抗和动荡来维护“自由帝国秩序”，更何况对抗性资源分配一直是其文明基因。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