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被国际舆论称作“全球超级选举年”，11月5日的美国总统大选毫无疑问是其中最受瞩目的“重头戏”。1月15日，特朗普以51%的支持率轻松赢得艾奥瓦州共和党内初选，且分别以约30、32个百分点大幅领先位列其后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德桑蒂斯与黑利。1月23日，特朗普以更大幅度优势又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初选。如果特朗普的竞选进程没有被几场缠身的官司拦下，那么2024年美国大选大概率将是特朗普与拜登的再次对决。美国进入大选年，其内政外交将又一次深受搅动，并对国际形势产生严重的溢出影响。

　　“拜登经济学”的体感温差

　　经济议题向来是美国大选的核心议题。如果不能凭借治理经济的政绩得分，拜登的“在任者优势”将会大打折扣。一段时间以来，拜登政府不遗余力地围绕“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造势，宣称自己已将美国经济成功带出疫情下的疲弊。拜登政府批评自上而下的“涓滴经济学”一再失败，主张从中间向外和自下而上发展的经济政策。从宏观经济指标看，美国经济自拜登执政以来的确呈现向好态势。但从微观层面看，选民对“拜登经济学”的体感却很不好，主观感受与统计数据之间出现“倒挂”。根据皮尤中心2023年底的民意调查，64%的受访者认为实际生活水平在下降，不信任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

　　拜登政府不断标榜“拜登经济学奏效”，恰恰说明其经济治理成绩对于提振拜登的选情不够奏效。根据美国民调网站“538”的数据，2023年下半年以来拜登政府的支持率在40%附近徘徊。2024年伊始，拜登政府的支持率甚至比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初的支持率还低约3.5%，与21世纪以来获得连任的三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在争取连任年份之初的支持率差距更大。

　　“拜登经济学”的政策设计主要面向美国中产阶级。在美国的社会语境下，“中产阶级”往往可与“工薪阶层”概念混用，涵盖了收入水平跨度较大的区间。与“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相似，“拜登经济学”的目标指向大多数美国人而非特定群体，兑现拜登竞选时所讲的“要做所有美国人而非仅是支持者的总统”。这就注定了“拜登经济学”的目标群体存在显著诉求差异，也易受到移民、犯罪率、族裔公正、气候变化等其他社会议题的影响。此外，拜登政府延续对自华进口商品加征高关税并推进“三岸战略”（以鼓励“在岸生产”“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为路径推行的供应链“去中国化”政策），阻碍产自中国的物美价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工薪家庭在持续通胀压力下基本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幸福感、获得感降低。

　　特朗普参选面临“司法漩涡”

　　2023年以来，特朗普愈发深陷“司法漩涡”，四起针对他的刑事诉讼布局周密，步步紧逼。2023年底，特朗普先是被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定不具备在该州参加党内初选的资格，后又被缅因州取消其党内初选资格。这两个州对特朗普选情总体影响虽然有限，但其剥夺特朗普参选资格是否会引起更多州“跟风”还要继续观察，影响不容小视。2024年的第一个工作日，特朗普团队就忙于向缅因州法院提起诉讼，预示着他在此后一整年都将被讼累纠缠。随着大选临近、日程加密，如何在有效应对诉讼的同时，控制诉讼对竞选精力和选情的拖累，将是特朗普及其团队面临的重大考验。

　　特朗普所涉诉讼案不仅政治争议突出，而且存在不少史无前例的情形。也正因为此，美国最高法院的态度和立场备受关注。在特朗普应诉过程中，其律师不出所料地提出了“总统司法豁免”与“禁止双重追诉”抗辩。2023年12月，追诉特朗普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向最高法院申请立即提审该争议，摆出主动寻求“司法决战”的架势，意在阻击特朗普采取拖延战术推迟庭审。圣诞节假期前夕，最高法院拒绝了对争议进行速裁，反映出其对高度政治敏感案件的慎重态度。

　　但是，面对宪法性争议不断涌向司法体系，最高法院未必能全然自主决定何时介入2024年大选。2024年1月5日，最高法院批准调卷令，同意审理特朗普在科罗拉多州初选资格的争议，并决定2月8日进行庭辩。照此排期，最高法院有可能在3月5日“超级星期二”前作出裁决。不过，可以预见的是，2000年最高法院在小布什对戈尔大选计票争议中“一锤定音”的画面难以重现。法槌落下之时，势必在美国政坛再次激起千层浪，进一步加剧政治分歧与不同势力间的相互攻伐。这不仅是因为两党政治生态已彻底改变，还有司法体系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发生变化的原因。美国司法体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大选。无论2024年大选结果如何，未来美国司法体系在内政外交方面的角色将被重塑。

　　政治极化与可能的宪法危机

　　政治极化氛围使得2024年美国大选将伴有更多冲突。假如特朗普扛住了诉讼缠身带来的种种压力并最终在大选中获胜，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其曾经发出的重新当选后“要做一天独裁者”的恫言恐怕并不只是为了煽动选民情绪，届时首先上演的剧情便会是特朗普及其“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拥趸们对民主党人以及共和党内“叛徒”的清算与复仇。民主党很清楚“特朗普归来”将对其造成破坏性后果，必然竭尽全力阻止这一情形发生，其结果将进一步加剧政治极化。有研究表明，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政治极化水平达到新高。那么，2024年大选进程中的两党博弈厮杀将又一次刷新美国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

　　美国两党在2024年大选中争夺的关键议题之一，是对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的历史定性和认知塑造。拜登上台以来，民主党在各个层面都将“国会山事件”叙事为一场“政治叛乱”和“对民主的颠覆”，试图让特朗普背负“煽动叛乱”的历史责任。随着特朗普回归的可能性上升，共和党会在多大程度上遵循特朗普的逻辑，对“国会山事件”形成一致认知，并以此为标志展现共和党的“再特朗普化”，是展望美国政治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样本。2021年特朗普在卸任前夕因“国会山事件”遭到弹劾，但最终被宣告无罪，意味着民选机关未能通过法定程序对该事件进行清晰定性。如今，该事件被推到非民选的最高法院面前，并在选举政治中不断受到激荡，两党都将己方价值和行动视作“保卫民主”，增加了引发宪法危机的可能性。

　　在美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共和党已于2023年底报复式地发起了对拜登的弹劾调查。由于共和党并未控制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即便拜登被众议院弹劾，也基本没有遭定罪罢免之忧。然而，美国宪法中的弹劾机制逐渐沦为党派恶斗羞辱政敌的手段。如果大选期间针对拜登的弹劾案正式上路，将形成曾被弹劾的总统与曾被弹劾的前总统竞逐的罕见场景。

　　2024年大选的新旧变量

　　美国大选是局部揭开“政治黑箱”、观察各种变量因素作用的周期性契机。在国内政治层面，民主党代际梯队建设极为不力，拜登的高龄与健康问题成为其最大的竞选包袱，倍受对手奚落。共和党的“特朗普化”问题亦是旧有问题的延续。2025年后美国开启何种政治周期，两党哪些少壮力量将会真正崛起，将成为本轮大选中的新看点。两党核心支持者的“忠诚度”也是决定选情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近年来，民主党选民基本盘稳固程度低于共和党。2020年拜登在民主党内获得集中支持并最终赢得那一年大选的关键因素是有效运用“击败特朗普”目标所产生的“聚旗效应”，整合并动员了支持者群体，并巧妙利用了“邮寄选票”制度设计所形成的时间差。这样的策略在2024年还能奏效吗？拜登团队如何重新赢得正加速流失的青年（Z世代）选民支持？前景很难说是乐观的。

　　艾奥瓦州共和党初选落幕后，拜登在社交媒体发布短视频称，“我仍然是唯一击败过特朗普的人，期待着为了国家利益再次击败他。”这番“豪言壮语”似乎过早将特朗普放在最终对手的位置上。但拜登需要将特朗普在艾奥瓦州首战告捷用作再次集结特朗普反对者的信号，重新派发他们对特朗普的厌恶与恐惧情绪，而这也侧面反映出民主党缺乏能更有效黏合支持者的议题。2024年大选是否将成为“再次击败特朗普”与“再次拯救美国”两种口号之间的对决？这是一大看点。

　　2023年，以ChatGPT为突出标志的人工智能（AI）技术进入应用阶段。2024年美国大选是首次在AI技术被广泛应用的环境下进行的大选。这一新变量带来的冲击不亚于首次电视直播总统候选人辩论，以及社交媒体被用于竞选动员，深度伪造与虚假信息问题成为影响选举安全的关键议题。相较技术层面的迅猛发展，各国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规范与风险管控尚显滞后。2024年美国大选中对AI的应用与管控将为人们观察新技术对政治的影响提供重要实例。

　　美国大选历来与国际形势相互影响。乌克兰危机下美国援乌力度的可持续性和巴以冲突的走向将深受这次选举结果的牵动，也会反向影响选情。北约、美国在欧洲与亚太地区的盟友伙伴对此次大选可能产生的美国对外战略反复甚至颠覆情形深感忧惧。世界经济发展可能面临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趋势加深的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2024年美国大选将给世界带来的最大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

　　（作者系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